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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迪斯雷利的政府招架不住格萊德斯通對“貝肯斯菲爾德主義”（歷史書上記錄為米德羅錫安運動，這是在格萊德斯通被說服去競選蘇格蘭國家席位之後所發動的）的猛烈攻擊，而在1879～1880年間下臺。納蒂越來越像是穿著自由主義外衣的托利黨人。就像他顯然覺得很尷尬地告訴門提·克瑞的那樣，有一次，他“正好在準備投票的環節走進議會，而且因為沒有任何人給我任何提示，我發現我跟多數派的人投了同樣的票，而這個議案是譴責政府的。我寫信把這些情況告訴你，儘管你知道，以後就算把我的雙手砍掉我也不會再做這樣的事了”。他在1879年3月做了些補償，當時他警告迪斯雷利說，查爾斯·迪爾克打算推動一次譴責政府南非政策的自由黨人投票，這個政策是在伊桑德爾瓦納取得祖魯勝利之後做出的，而且“很多保守黨人將被禁止投票”。這類資訊，用納蒂的話說，是“透過在西區的俱樂部裡以及在金融城裡的各種談話”收集得出的，用現在的眼光看顯得有些瑣碎，但他確實是這位維多利亞式的首相“傾聽大家（指政治精英）心聲”的唯一途徑。到1879年12月，納蒂拐彎抹角地透過把自由黨領袖說成是“那個魔頭格萊德斯通”來表達自己新的政治立場，這句話出現在他給迪斯雷利的新年祝詞的結尾處，而且他還提出希望“他（格萊德斯通）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來給您提供幫助”。費迪南德也附和了這種情緒，他這樣告訴羅斯伯裡：“我希望您的格萊德斯通大人深陷海底。”
在自由黨人獲得了1880年的選舉勝利之後，艾爾弗雷德在他自己位於希莫爾區1號的宅子裡給迪斯雷利提供了一套住房，而納蒂仍然繼續給他提供自由黨內部紛爭的最新訊息——儘管有人懷疑他現在的目的更多的應該是讓一位老人感到高興，而不只是想煽動他進行有效的反擊。當另一部以紐薩泰爾的形式來表現戲劇化的羅斯柴爾德的小說《恩底彌翁》發行的時候，納蒂的讚譽顯得很虛假（或許從中可以看出希東尼亞與阿德廉·紐薩泰爾的一個不同點正好是他自己與他父親之間的差異）：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三章 政黨政治（6）
在那些“聖喬治的大旗飄揚在拉瑟拉斯平原上”，而塞普勒斯是一片富饒的殖民地的日子裡，“那些在文學和藝術上遭遇慘敗的人”不會再像一位詩人或者具有非凡想象力的人那樣談論您的作品，但是他們將像我一樣一如既往地把您看成是一位偉大的英國政治家。
他宣稱，這是“對英國文學的一個偉大的貢獻”。這位風燭殘年的作者繼續與艾爾弗雷德——“這位世界上最好、最有愛心的東主”——住在一起，一直到1881年1月，當時他搬進了他用《恩底彌翁》的稿費購買的位於科贊大街19號的房子裡；而且當他首次以及最後一次於1881年3月10日在那裡宴客的時候，艾爾弗雷德都是到場的客人之一。當迪斯雷利4月19日凌晨去世時，輪到納蒂去履行他的最後願望，把他送到哈根登與他的妻子葬在一起，而且他的葬禮“與她的一樣非常簡單”。也就是說他們委婉地拒絕了格萊德斯通提出的公共葬禮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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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阿爾方索的話說，迪斯雷利曾經是“我們家族最好、最值得信賴的朋友”。但是把羅斯柴爾德家族從自由黨那邊爭取過來，並不只是靠這份友誼。同等重要的是在格萊德斯通式的自由派人士——他們當中有的人非常激進——與具有非常明顯保守傾向的輝格黨人之間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這些差異在選舉過程當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當羅斯柴爾德家族在19世紀50年代期間首次以一股政治力量的形式出現在白金漢郡的時候，在艾勒斯貝利及其周邊已經建立起來的輝格黨人的領導地位所形成的大環境非常不友好。卡林頓爵士提到他們的時候，很刻薄地說他們是“紅海”，而艾克頓·丁達爾則大談拒“割禮”於黨門之外。在1865年，納蒂以無可爭議的選舉結果回到他的席位，但是他與丁達爾的政見仍然存在明顯的差異（比如對於教會費的廢止問題）。然而，三年之後，似乎忽然之間變成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黨內站對了路線。激進派聯盟秘書長喬治·豪威爾有點死纏爛打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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