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一直到1905年，羅斯柴爾德的政治立場總是有點像“旋轉門的性質”：儘管家族的成員（具體來說就是納蒂）越來越認同保守主義——或者可以說是自由黨的聯合主義——但是與格萊德斯通黨人的聯絡渠道卻從未關閉過。與迪斯雷利之後的保守黨領導人的關係也並不完全和諧。1900年之後，猶太移民問題的政治化為這個家族為什麼變成了自由黨人提供了一個可信的說法。
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第四代與他們的父輩和祖父輩相比，對政治的看法變得更加註重意識形態——最明顯的是在對待愛爾蘭的問題上，但是與此同時也針對歐洲城市人滿為患而引發的“社會問題”（或者說是各種社會問題）。這些問題讓他們與格萊德斯通的分歧越來越大。然而，一直到世紀之交，納蒂才完全放棄了他的自由主義立場。與他父親和祖父之前所做的一樣，他仍然相信，無論是經濟還是外交，羅斯柴爾德家族應該保證無論哪個政黨掌權都應該受到重視。這就可以部分解釋他與不同的政治取向的政治家，比如羅斯伯裡、倫道爾夫·丘吉爾爵士以及阿瑟·貝爾福都能保持良好關係的原因。在維多利亞晚期私下的政治生活中，羅斯柴爾德家族經常碰到這一類人，在金融城裡（在紐科特的午宴上討論金融問題）以及在西區（在俱樂部或者匹克迪利大街家裡的晚宴上討論政治問題），這些訪客與其他數不勝數的政治精英們，無論是自由黨人還是托利黨人，都是羅斯柴爾德鄉間莊園（特別是特靈、瓦德斯頓和霍爾頓）的常客。很多那個時期最重要的政治決策都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做出的。而當羅斯柴爾德家族無法對他們政治界的朋友親口說的時候，他們就寫信——這對於歷史學界來說是很幸運的事情，然而納蒂決定在他死後把他的所有信件全部銷燬，因此在羅斯柴爾德自己的檔案裡幾乎沒有留下什麼。儘管來自巴黎的信件仍然可以使我們推斷出很多發生在紐科特里的事情，但是我們依據的主要還是政治家們自己的檔案，因此也給歷史學家留下了很多讓人無法解釋的關於羅斯柴爾德家族政治作用的懸念。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三章 政黨政治（2）
自由主義追求
羅斯柴爾德家族中的部分成員事實上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他們的自由主義追求。一直到他們生命的最後一刻，梅耶和安東尼在意識形態上都是堅定的純粹的自由黨人。梅耶擊退了托利黨人鄉紳的進攻，保衛自己的海斯席位，爭取到了來自福克斯通地區漁民的支援，而安東尼繼續依靠黨內的科博德耐特派的支援。人們聽到安東尼在1866年9月宣佈“我們擺脫殖民地越快，對英國的好處也就越大”——這是一個很令人吃驚的鼓動，對於這一時期的羅斯柴爾德來說，這句話可能會被理解成一句對毫不妥協的經濟自由主義的表述。人們也不應該忘記安東尼的女兒康斯坦絲和安妮仍然透過她們的生活活動與自由黨緊密地聯絡在一起，而且梅耶的女兒嫁給了一位將繼格萊德斯通之後出任首相的自由黨人。
甚至列昂內爾的兒子們也是以公開的自由黨人身份開始他們的政治生涯的。當他們的堂兄里奧在1865年首次參與議員競選時，他明確問投票人：“你們到底喜歡誰來領導，是帕爾梅斯頓、羅素和格萊德斯通，還是德比和迪斯雷利？”明顯前一組得到了他的支援。在同一年代表艾勒斯貝利以自由黨人身份參選的時候，納蒂“一直駛到密森頓，而且受到很多人的迎接，他們一直伴著我穿過城市，來到一片丘陵地區，像馴服的熊一樣走了很長的路”。有非國教投票人問他是否支援廢除教會規費，他很直截了當地回答說：“支援。”這個立場讓人們回想起當初他還在劍橋上學時所表現出來的教條式的自由主義。
還應該注意到的很重要的一點是，到格萊德斯通結束他的政治生涯之前，一直都有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成員與他繼續保持著聯絡。他在1868年12月首次獲得首相職位後並沒有改變他們始於19世紀50年代的交往模式。格蘭威爾爵士在他於次年住在門特摩爾期間向格萊德斯通轉述了羅斯柴爾德對1868年選舉的看法，而格萊德斯通也於1869年和1870年在匹克迪利148號與列昂內爾和夏洛特一起吃飯；也經常與列昂內爾舉行“業務”會談。比如在1869年4月，兩人碰面討論預算，而且正如我們看到的，格萊德斯通在1870年和1871年的法國—普魯士戰爭期間，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成員進行了幾次重要的會談。他也在1874年7月到紐科特拜訪過列昂內爾，而且一年之後又再次來訪（儘管他的日記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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