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性格和聰明是我最大的長處，而我的長相是我最大的短處。從我懂事以來，無數的人帶著遺憾的口氣對比我們母女的長相，以致使我堅信，我的長相是沒救的。
記得80年代的時候，我因為公事要趕回北京，買不到上海到北京的飛機票，求我媽媽幫忙。她找了上海民航的一個局長，曾經是周總理專機的飛行員。上飛機那天我穿著破破爛爛的牛仔褲和白T衫，在上海機場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捧著一本偵探小說。突然，局長的秘書走到我跟前，叫我趕快站起來，局長來看我來了。我慌忙起身，正在彈褲子上的灰塵的時候，局長已經離我鼻子只有三寸了。
“你就是章含之的女兒啊？”局長問，好像很吃驚。
“啊，我就是，謝謝您……”
局長沒等我表達完殷勤的感謝，就打斷道：“怎麼一點不像你的母親啊……”他有點自說自話，一邊說一邊搖頭。“你母親好漂亮的哎，你怎麼……不像。”然後他很失望地揮揮手說：“好啦，好啦，你等飛機吧。”說罷，轉身就走了。
更要命的是，我12歲出國之前是個大胖子，體重比現在還重。那時候老演北朝鮮的電影，有一個叫《摘蘋果的時候》的電影，劇情我已經忘光了，就記得當中有一個男的找物件，他的媽媽非要他娶一個胖媳婦，拿著照片勸他說：“她能掙六百工分吶。”我當時最怕學校放映這個電影，因為我的外號就是“六百工分”。我還非常害怕上體育課，四百米我要跑四分鐘，跳山羊我永遠跳不過去，騎在上面。我老撒謊請假，不上體育課，老師直納悶，說這個孩子怎麼一個月來四次月經。
等我從美國回來，媽媽被隔離審查了，我週末只好和爸爸、美女後媽一起過。我後媽叫朱一景，漂亮得跟妖精似的，曾經是電影《五朵金花》裡面的一朵。本來我就不漂亮，她就乾脆雪上加霜，經常提醒我說：“你長得真不好，現在出身又成問題，趕快嫁人吧，只要是北京戶口就行了，阿姨是為你好。”我不愛記仇，但是跟這個朱一景我是一輩子記仇。
謝天謝地這個女人後來離開了我父親，在紐約瞎混，還是想拍電影。記得有一次我和陳凱歌、吳天明去一個住在紐約的臺灣導演家玩，人家談到朱一景想上他的戲，我大概一口氣罵了她半個鐘頭，嚇得這個導演沒敢用她。這可能是我和陳凱歌結婚最得意的事情，狠狠地洩了一回私憤。
我的思想適合給醜女人情結的人辦一本刊物，但是主流實在沒戲。現在想想都臉紅，知道自己錯了，知道我這個醜小鴨大概下意識裡終於想露一手。
我認識了這個問題之後曾經企圖改變自己的意識，我找了很多書，都是講成功女性刊物的，其中有兩個美國最成功的女主編的自傳，一個叫海倫·格利·布朗，還有一個叫黛安娜·弗裡蘭。我當時的意圖是研究一下她們身上我能學到什麼，效仿點什麼。研究的結果是她們真是我比較討厭的那種女人。
兩個世界權威女性雜誌主編
海倫·格利·布朗是COSMOPOLITAN的終身總編。她的雜誌是全世界銷售量最高的女性刊物，在中國就是時尚伊人，全國最賺錢的女性刊物。海倫·格利女士成長在美國的50年代，她在公司當秘書的時候發現當時的道德觀只允許男人尋歡作樂，而好女孩卻要循規蹈矩，等著她的白馬王子的到來。布朗小姐的白馬王子是布朗先生，他們結婚之後，布朗就寫了一本當時非常震撼的書《單身女孩和性》（Sex
and the Single
Girl）。這本書是60年代性解放運動的先驅者，書裡公開提倡女孩要走出閨房，體驗生活，特別是性生活，不僅要體驗，還要享受和利用。書出版之後，HEARST公司聘請她作COSMOPOLITAN的主編，徹底改版一本原來循規守舊的女性刊物。新版的該雜誌於1966年問世，其封面女郎的姿態一直保留到今天：暴露的胸｜乳和挑戰性的勾引目光。大標題是：全世界最棒的情人——被他寵愛是什麼感覺。從此，COSMOPOLITAN找到了一個永恆的女性話題：女人如何能夠得到男人。COSMOPOLITAN的成功歸功於它明確的定位，幾任主編都能夠根據每個年代將這個主題進行下去。凱特·懷特，COSMOPOLITAN今天的主編和刊物的創始人有非常類似的經歷。懷特曾經寫過一本名為《好女孩不能得到，主動的女孩能》（Good
Girls don〃t get ahead， Pushy Girls
do！）其中心思想和3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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