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身邊似乎有一個光環，她比別人都亮。至今她的光環猶在，當她走進一個房間，她就是中心。我媽媽的美比上海那些摩登女郎要含蓄得多，我當然更喜歡我媽媽這種風格。我媽媽那時候都是穿很嚴肅的制服，而且顏色很深，但是我記得她總是有一件非常好看，顏色鮮豔一點的襯衫或毛衣穿在深色制服的裡面，露出一點點鮮豔的領子。其實我媽媽是很簡單的一個人，我小時候從來不記得媽媽塗脂抹粉，和那些上海老女人比起來，她樸素得多了。到了70年代，媽媽已經是外交部長夫人的時候，她的美容用品也不過只有檀香肥皂、友誼牌擦臉油和美加淨牙膏。我記得媽媽出國帶回來吃的、小人書，從來不記得她買什麼口紅之類的東西。
小的時候我身邊的男人也都不遜色，我外公永遠是中山裝或中式的馬褂。和我外婆一樣，他所有的衣服都是好料子做的，我爸年輕時候真是一個帥哥，他對吃、穿都有上海人的感覺，就是經濟再不景氣，也是非常非常體面的。我爸爸至今打扮得非常得體，從來不穿T恤衫，只穿襯衫，而且是燙得筆挺的襯衫，褲子永遠有褲縫，皮鞋賊亮賊亮的。
總而言之，小時候我身邊都是漂亮人。
文革改變了一切
1966年，文革開始了，我身邊的摩登女郎一個一個開始失蹤了。
乾媽是第一個，也是印象最深的。我記得那是一個瓢潑大雨的夜晚，我已經睡了，但是聽見外面客廳有很多慌張的聲音，就起來偷看。從門縫裡我看見乾媽抱著外公哭，哭得特別傷心，她的頭髮亂成一團，臉上什麼化妝都沒有，我幾乎都認不出來是她了。過了一會兒，大人們好像給她拿了一些東西，然後她就走了。第二天，我問外婆乾媽怎麼啦，她只是說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多問。從此以後我就沒有再見到乾媽。後來才知道，她就是在那個狂風暴雨的夜晚離開了北京，偷偷地跑到香港去了。
文革以後夏姑媽的酒喝得越來越兇，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外婆就把她送回湖南老家了。只有黎姑姑還經常來家裡，但是她們已經沒有打扮我的雅興了。
我忘了是文革的哪一段，我媽居然開始在家自己琢磨怎麼做衣服。她學會了如何量體、剪裁和縫紉。我們家為此還添了一臺蝴蝶牌縫紉機，我把縫紉機當玩具，學會穿針引線，還把說明書當小人書看，看丟了捱了一頓罵，我媽揚言要打我，我跑到外公身後躲起來，外公還吼了我媽幾句，說你小時候我沒打過你，你現在也不許打妞妞。此事至今是我媽證明我從小被嬌生慣養的重要依據。在60年代和70年代，人是不能講究穿的。媽媽總是想辦法非常小心地把我和她自己都打扮得漂亮了。我還記得的確涼料子出來的時候我媽在百貨大樓搶購到一塊特別好看的粉色格子的料子，她給我和她一人做了一件襯衫。但是她怎麼也配不著好看的扣子，最後終於託人買到了透明有機玻璃釦子，如獲無價之寶，全部釘在她的襯衫上了，不給我釘的原因是怕我丟，為這事我也至今耿耿於懷。
1970年我外婆去世了。這是我童年的一個句號。同一年，我媽媽走後門把我塞進北京外國語學院附屬外國語學校念英文，當然是為了我的前程考慮才這麼做，可是我那時候九歲，不太理解這一切，只是覺得我的好日子沒了。
1970年外附招生是要查三代的，必須是紅到根上的工農兵子弟，我純屬於混進去的。我和別人的不一樣把我自己也嚇一跳，那時候我連公共廁所都沒有太用過，在史家衚衕小學的時候，我外婆叫我不要在外面撒尿——髒，憋半天，回家再撒。導致的直接結果是我根本不會用蹲坑廁所，只會用抽水馬桶。這真是很晦氣的事情，每次撒尿都會走偏，撒到褲腿上，被同學們笑死，真沒見過九歲還不會撒尿的小孩。
我小時候幾個摩登女郎精心培養的服飾美容意識大概在半年內就被徹底革命化了。在我學會用蹲坑後的不久就開始改變我所有的服裝。要穿軍裝，要白襯衫藍褲子，要穿解放鞋和軍鞋，裙子、皮鞋都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一律扔掉。1973年，我的無產階級時尚意識剛剛穩定，我媽媽再一次為了我的前程，把我送到紐約。就這樣，在短短十二年裡，我的“時尚觀念”從30年代上海摩登到文革的無產階級專政又到了70年代紐約嬉皮。
從此以後我徹底亂了，也就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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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偉說洪晃的家庭（上）
因為創辦《華夏記憶》，我進入了洪晃的家庭環境。當時創辦《華夏記憶》的想法是要挖掘記憶的財富——中國歷史的各種各樣個人記憶其實都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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