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現在就這樣指望。”穆爾舒坦地坐在皮椅子上。
“這是否有點懸，法官？”佩爾特問道，“我是說，進行一次這樣複雜的行動？”
“妙就妙在這兒，博士，事情並不需要我們去幹。蘇聯人將會替我們幹。噢，當然羅，我們要有不少人在東歐到處提出許多問題探聽訊息，巴茲爾爵士的人也會這樣做的。法國人和以色列人已經在這樣做了，因為我們已經問過他們是否知道那艘迷航的導彈潛艇發生了什麼事情。克格勃也會很快就發現和懷疑為什麼四個主要西方情報機構都在瞭解同一個問題——他們心想，如果這是我們的行動，這些情報機構就會保持緘默態度的。
“你得了解蘇聯人面臨的困境，他們必須在兩種同樣不高明的方案中作出選擇。一方面，他們可以認為，他們最受信任的一名專業軍官犯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叛國罪。你已經看過我們有關拉米烏斯艇長的檔案。他是共產黨的寵兒，一個真正的新型蘇維埃人。此外，這種叛逃陰謀必然還有若干同樣受信任的軍官參與。蘇聯人有種固定的想法，總認為這種人怎麼也不會離開‘工人的天堂’的。但是他們又拼命設法阻止人們離開他們的國家，我承認這似乎是矛盾的，可那是事實。失去一名芭蕾舞演員或一名克格勃間諜是一回事，但失去一名政治局委員的兒子，一名服役近30年而又無可挑剔的軍官，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再說，一個艇長有許多特權，你可以把這種叛逃比作一個自我奮鬥而發跡的百萬富翁離開紐約跑到莫斯科去居住。他們怎麼也不能相信。
“另一方面，他們可以相信我們透過亨德森編造的故事。這個故事也並不高明，但卻有大量旁證使之成立，尤其是我們曾努力誘使他們水兵叛逃的事實。你已目睹了他們對此是多麼惱火。他們認為，這是對文明行為準則的粗暴踐踏。後來我們發現這是艘導彈潛艇，總統作了有力的反應。這也是對亨德森情報的有利證據。”
“那麼他們會傾向哪一方呢？”總統問。
“先生，這個問題是個心理學問題，而蘇聯的心理學對我們來說非常非常難懂。要麼是十個人集體背叛，要麼是外界策劃的密謀，在這兩者之間要作出選擇，我的看法是，他們會選擇後者。要他們相信這真是一場叛逃行動，那簡直就是迫使他們重新反省一下自己的信念。誰願意幹那種事？”穆爾得意地作了個手勢。“選擇後者意味著他們的安全受到了外來者的破壞，而把自己說成是一個受害者，比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統治思想存有內在矛盾要好聽一些。此外，我們還知道克格勃將主持這次調查。”
“這是為什麼？”佩爾特問道。他被法官的計劃吸引住了。
“叛逃也好，海軍軍事行動的安全受到滲透也好，不管是哪一種情況，軍事情報總局都要負責。海軍和陸軍的安全是他們的管轄範圍。由於克格勃在我們的朋友安德羅波夫離開人世以後所受到的損害，情況就更是如此。蘇聯人不能有一個自己調查自己的組織——更不能在情報界內這樣做！所以，克格勃伺機要整一下它的冤家對頭。從克格勃的角度來看，外部的煽動是遠為吸引人的選擇：這有利於克格勃展開一場更大的行動。如果他們證實了亨德森所說的一切並使每個人相信那是真的——當然他們是會那樣做的——那麼由於是他們揭露了事實，這豈不會使他們神氣得多！”
“他們會去證實那些情報嗎？”
“當然會的！幹情報這個行當，如果你執意要找到什麼東西，你就能找得到，不管這個東西真有假有。主啊，拉米烏斯這傢伙永遠不會知道我們該多感激他。這樣的良機，真是千載難逢，千萬不能喪失。”
“但是克格勃以後的腰桿將變得更硬了，”佩爾特說。“那是一件好事嗎？”
穆爾聳了一下肩。“遲早總要發生的。把安德羅波夫搞下臺——說不定還是被殺害的——使軍隊得到太多威信，這正象50年代搞掉貝利亞的情況一樣。蘇聯人象我們一樣，依靠對軍隊進行政治控制，而且比我們更厲害。由於克格勃把他們的最高指揮權奪走了，他們就幹了那件骯髒事。這樣的事總是要發生的，這樣倒也不錯，我們能從中獲得好處。現在只有幾件事還需要我們去做。”
“比如說？”總統問。
“我們的朋友亨德森在一個月左右以後要放出訊息說我們有一艘潛艇從冰島駛出一直跟蹤著‘紅十月’號。”
“那是為什麼呢？”佩爾特不同意。“那樣他們就會知道我們是在撒謊，就那艘導彈潛艇而引起的風風雨雨是場騙局。”
“不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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