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擱在今天，默克會對這種分析法申請專利，並利用此項專利交換其他公司的其他研究工具。”32 人們有時也會用“導彈防禦計劃”（又叫MAD）這個冷戰字眼稱呼這種防禦性專利戰略。33 對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來說，MAD戰略有可能緩和局面—企業互相交換專利，放棄打官司。但在一個不對稱的世界裡，小型生物技術公司並不想跟醫藥巨頭做交易，他們只想要現金。
產權環境的改變，不僅影響了現有公司的行為，還刺激了當代強盜貴族的出現，也就是常被人稱為“專利倒爺”的公司。這些公司並不發明或製造任何東西，相反，它們四處尋找並收購相對低價、不可靠的專利，指望哪一天會冒出某種重要產品對它侵權。34 MAD戰略無法阻止這種不入流的行徑。“專利倒爺”的業務模型就是鑽現有專利制度的空子：倒騰專利能賺錢，因為站在生產成功產品的廠商角度來看，打官司指不定誰贏誰輸，況且，靠法律途徑解決問題超出了涉事專利本身的或然價值。大公司絕不希望法院禁令斷了它們的財路，還不如干脆掏錢和解了事。35
倘若在生物醫學行業日益顯現的結構下，更多的疾病得到了治癒，倒也不值得為它憂心忡忡，但情況似乎並非如此。經濟學家伊恩·科伯恩敏銳地觀察了製藥行業的創新，他指出：“儘管不乏卓越的科學成就，比如完成了人類基因組排序，但整個產業新產品的誕生速度卻似乎出現了萎縮。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證明，2002年，全美只有17種新分子實體（NMEs）上市銷售—僅佔15年來最高水平（1996年批准上市56種新NMEs）的一小部分，也是自1983年以來的最低值。令人擔憂的是，儘管新藥數量銳減，但1995年到2002年間美國醫藥公司的科研支出卻翻了一番。”36
從共享到起訴（2）
在圖3…4中，你可以看到這一發明缺口。研發經費增長，新藥卻不按同等速度增加。我們必須有保留地看待這一數字：藥品研究要花數年時間才得以成熟，因此投資和回報之間存在延遲。對於真正重要的“新分子實體”來說，其意義並不在於數量的多寡，說不定，容易的發明發現都已經被前人搞出來了。然而，研發投資持續增長，改善人類健康的發明卻明顯沒跟上趟。37 反公地悲劇大概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我們花了這麼多錢，取得的成果反倒更少了。
圖3…4 美國藥品研發經費增加，藥品發明萎縮 38
困局是如何產生的呢？艾森伯格與我在《科學》雜誌上聯手撰文，指出分散的產權如何在不經意間凍結了生物醫學創新。你可以把這想象成一位創新者走進坐滿了小塊專利持有人的大禮堂，也可以想象成貨船駛進河道，卻不知抵達藥品發明終點時會遇上多少強盜貴族。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多重的分散所有者製造了困局。39
基因片段
10年前，藥品研究者碰到了基因片段上的“大英寸”困局。40 幸運的是，自那以後，美國專利商標局和大型製藥企業成功地逆轉了這一反公有資源。但基因片段的故事，仍然是當前生物技術辯論中一道長鳴的警鐘。
貫穿20世紀80年代，基因方面的專利大多緊緊對應著可預見的商業產品，“無產品不專利”。到1991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著手為一種叫做“表達序列標籤”（expressed sequence tag，EST）的“匿名”基因片段申請專利。雖說NIH很快倒轉了立場，對這種專利採取敵對姿態，但的確是它的最初申請開啟了這扇大門。私人公司也開始在找到相應的用途之前，為新確認的DNA序列，包括基因片段，提出專利申請。
然而，申請並不等於專利。要是美國專利商標局真的批准了上千個有關EST的專利，早就輕易製造出了困局。可這一次，它打算消弭禍害。從一開始，許多人就意識到了基因片段專利的危害性，併力爭人類基因序列資料應當為研究人員免費使用。41 科學家與政策制定者普遍認為，對基因片段頒發專利不合情理。可預見到的商業產品，如藥用蛋白質或基因診斷測試，都有可能需要整合多重片段。分散所有的基因碎片專利，會讓公司在著手開發有用產品之前就陷入無窮無盡的授權談判之中。大型製藥企業在EST辯論中採取了看似出人意料的立場：它們覺得，把基因片段捐獻給公眾比申請專利會讓自己的日子更好過些。這些公司或許並未意識到反公地悲劇的問題，但它們擔心所有權權利要求之爭已經很久了。它們希望透過捐出自己的EST發現，避免專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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