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這些技術。2004年收割了第一批試種的黃金大米，現在，該專案終於邁入了執行階段，開始在印度和菲律賓等國推廣。25
黃金大米能預示我們的未來嗎？對抗其他主要折磨窮人的疾病，也能獲得這樣的成功嗎？我猜並不容易。黃金大米獲得成功，因為它有著有力的宣傳者，在獲得許可之前就發明出了產品，之後，又想方設法爭取到了專利持有人的攜手合作。卓越的領導造就不同，恥辱感是敦促各方達成協議的有效工具。名譽事關重要，企業願意宣傳自己參與了成功的人道主義活動。這個專案有著鮮明的非營利性用途，正因為如此，才得以說服個人專利持有者加入。他們的經濟風險相對較低，因為黃金大米主要是用在貧窮的發展中國家。此外，美國的“贈地學院”擁有大部分相關智慧財產權；而這些大學又有著捐贈公用農業技術的長期傳統。26 上述諸多因素的結合純屬偶然，倘若風險再高些，合作往往失敗，便利的解決方法也隨之泡湯。
農業研究中的反公有資源
生物技術困局不僅放慢了救命藥品的創新，也阻滯了維續生命的農業發展。黃金大米的圓滿解決，在農業創新前沿領域很少見。《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描述了其中的兩難困境：“（農業研究）從前是贈地學院等公立機構的地盤，現在卻日益為私人公司所控制。部分農業專家對這一根本性轉變提出了警告……現在，這些批評人士認為，專利限制扼殺了種子與技術的無償交換，對公共體制造成了破壞。改良農作物的研究受到阻礙，甚至被迫放棄。”27
孟山都等產業領袖或許可以允許出於研究目的使用旗下專利，但絕不會允許它涉嫌商用。植物遺傳學家擔心農業生物技術專利將結束人們上千年來雜交農作物、改善健康與營養的良好傳統。《紐約時報》在報道中繼續寫道：“例如，哥斯大黎加大學的科學家用基因工程改良稻米，使之能夠抵抗熱帶地區的一種流行性植物病毒。但大學要是想把種子賣給農民，必須獲得34項專利持有人的許可。”28 一個農業經濟學家小組評論說：“隨著農業研究日益複雜，它越來越需要使用已為他人申請專利的知識和生物原料，難以逾越的專利荊棘有可能扼殺農業創新的商業‘運作自由’。”29
植物遺傳學上的困局和人類藥品開發當中的同樣錯綜複雜。我們不能總是指望競爭企業協作解決反公地悲劇，發明家把發明捐贈給公眾，或立法機構不偏不倚地調整專利法，配合公共利益。這類困局不見得總能大白天下，或自我解決。因此，我們首先必須學會如何發現這些問題。
從共享到起訴（1）
生物技術反公有資源是怎樣產生的呢？直至20世紀70年代，大部分生物醫療研究都遵循“公用”原則，任何人均可自由使用研究成果。在這一模式下，“上游”或基礎研究大多是由美國政府、大學和慈善事業買單，並將研究結果公諸於眾。到1975年，科學家喬治·科勒和塞薩爾·米爾斯坦還不願對“單克隆抗體”申請專利，因為他們覺得這有違道德。30 不久以後，兩人憑藉此項發現同獲諾貝爾獎。這一類非專利上游生物醫學發現，為下游製藥企業提供了大部分的原材料和基礎知識，生產出可用於診斷、治療疾病的產品。
造就今日困局的關鍵轉折點是在1980年，當時國會透過了《杜拜法案》。這項法案鼓勵大學和其他機構對聯邦資助的研究發現申請專利，並試圖將這些技術轉移給私營部門，對其進行商業化。在《杜拜法案》新型產權的帶動下，專利申請和私人對生物技術的投資猛增。數十億美元私有實體資金湧入生物技術公司。
新產權制度使得生物醫學研究從所有權範疇的公有資源一端，轉入私有和反公有資源的混合體。如今，基礎生物醫學研究有可能是私人資金贊助、私立機構執行，並由私人透過產權、商業秘密或限制原材料和資料使用的協議加以持有。結果，過度重疊的專利權利要求遍及整個生物醫學界。31 科學的文化氛圍徹底改變，人人都用盡心機謀取交易，再沒有誰想做最後一個浪漫的科學家，把發明發現無償捐獻給公眾。
在這種新的環境下，企業不約而同地採取財產分割行動來對付競爭對手，製造出愈演愈烈的“防禦性專利申請”。“現在我們都有做交易的老本兒了。”默克的本內特·夏皮羅解釋說，“默克覺得有必要在申請專利上投入更多精力。舉個例子吧，角叉菜膠致足炎分析（默克設計的一種海藻丸，可減輕實驗小鼠的痛閾）可用來開發非類固醇消炎藥。這種分析技術屬於公共領域，不少公司都用它來開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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