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免。
欲向江南爭半壁（18）
但話又說回來，倘使無東林黨和史可法等人的私心，弘光帝依倫序順利繼統，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四鎮參與“策立”而造成的擁功自專。所以，追根溯源，史可法真正難逃其責。
高傑駐揚州，黃得功駐儀徵，本來就是史可法安排牽制高傑。與黃得功同宗的明朝登萊總兵黃蜚想入南京覲見弘光帝，怕路中為高傑、劉良佐等人劫掠，就寫信給黃得功，讓他接應一下自己。黃得功率三百精騎出迎，至距邗關五十里以外的土橋時，飲馬吃飯，高傑派出大隊人馬突然殺出，矢石如雨一般密集，盡殺黃得功三百精騎。幸虧黃得功本人悍勇，隻身逃免。高傑乘勝，又趁黃得功離鎮，派大兵進襲儀徵，反被早已有備的黃軍打得大敗而逃，千餘人被殲。於是，二部將領各自整軍備馬，意欲仇殺。
史可法無奈，親自至儀徵調停，苦勸苦說，表明天下人皆知土橋之變曲在高傑，並自己出銀償補黃得功馬價，黃得功勉強接受。最終，高傑也受史可法勸說，送千金與黃母作壽，二人之間仇怨才稍稍得釋。但高、黃二部，已經是勢不兩立。史可法只得調黃得功移駐廬州，派高傑移鎮徐州。
諸鎮軍閥，各自擁兵自重，他們在軍事上毫無作為，軍餉開支卻極大，使得南明政府捉襟見肘，入不敷出。羊毛自然出在羊身上。由此，江南百姓，頓入膏火之中，倍受壓榨。
南明賦稅倍增，百姓骨髓殆盡，家財糧食，全被政府搜刮，以奉養這些驕兵悍將。即使是豐年，江南一帶的財賦僅僅600萬兩白銀，可四鎮及左良玉的軍隊，竟然需要700萬兩白銀來養，所以，南明只得依靠對江南百姓加徵賦稅，來滿足軍需。
清朝方面，馬不停蹄，一直處於高度的緊張和亢奮之中，連連佔有山東、山西大部分地區。由於弘光朝廷“借虜滅寇”的基本政策，南明軍隊上下醉生夢死，根本不向北方推進，任由山東、河南日漸成為清朝的穩固統治區。
1644年陰曆十月十二日的懷慶戰役，大順軍獲得大勝，攻克沁陽，一下子讓多爾袞大驚，從而把所有重兵皆調入陝地，合擊李自成餘部。倘若弘光君臣審時度勢，即使打最簡單的人海戰術，也能向北方躍進一大步，最差也能把防線推至黃河岸邊。彼時，北直隸、山東、河南東部等地，清軍兵單力虛。
可笑的是，弘光君臣小人心態，存有坐山觀虎鬥之幸災樂禍之心，誰也不懂在大亂之中設法保有第三種力量的絕對重要性，任由清軍放心大膽傾注全部老本在陝西追圍大順軍決戰。
喪鐘，不僅僅為大順軍李自成而鳴，也將為南明弘光朝廷而鳴。
1645年三月，被清軍追著打的李自成統大順餘部跑到襄陽，向漢川開進，在清河口大敗左良玉部。
打不過李自成，左良玉部既不防“賊”也不擊“虜”，反而借“北來太子案”，乘船蔽江而下，直殺南京去“清君側”。
不久，李自成在湖北通山遇襲被殺。大順標誌性人物的死亡，也宣告了這個政權的落幕。
清廷的注意力，立刻全部指向了南京。
以下犯上窩裡鬥
——許定國殺高傑的“睢州之變”
許定國在睢州誘殺高傑事件，是南明弘光朝一個事關全域性的大事件。
高傑在前文中有敘述，這裡要細講一下許定國其人。
許定國，字膚公，是河南太康人，出身貧寒，少入行伍，膂力過人，據說能雙手舉起千斤大鐘，所以有“許千斤”的綽號。
此人年輕時，一直在明朝遼東的軍隊中闖蕩，因在山東平滅白蓮教有功，得升為副總兵。崇禎初年，他被調任河南，大概是從崇禎六年呆到崇禎十二年。其間，許定國一直同農民軍作戰，並取得了太康之戰的勝利。
總起來講，許定國戰績一般，主要與農民軍周旋而已，但個人勢力日益積攢。
崇禎帝在河南新設河南總兵，委與原為河南巡撫的張任學，把時為“署鎮”的許定國調往山西。崇禎十四年（1641年），許定國才被實授為山西總兵，當其時，他已年近七十。
不久，由於李自成在河南展開猛烈進攻，困圍開封，明廷命令許定國率五千精兵從山西趕往河南進行援助。此時的許定國，心懷簡慢，上疏崇禎帝，要求朝廷先發賞銀賞緞和銀牌。出於事急，明廷兵部滿足了許定國的要求，湊銀湊物運至山西。
許定國卻得錢得物不使勁，行至山西沁水時，他就開始磨蹭、拖延，並暗中唆使部下士兵譁變。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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