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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最尷尬的當屬史可法了。
假使當初史可法當斷就斷，以王朝倫序作為最佳選擇，擁推福王當皇帝，馬士英就無從居功，高傑等四軍鎮也無法因“定策”之功而跋扈。正是東林黨錢謙益等人的萬般遊說，致使史可法一誤再誤，失去了獨當一面首推福王即位的歷史機遇。
有人會問，福王乃酒色昏庸之徒，史可法直接推他當皇帝，合適嗎？當然合適！崇禎帝察察之君，乾綱獨斷，剛愎自用，結果又如何！南明舉步維艱之下，其實推擁福王這位庸懦之君，反而能最大限度發揮正人在朝的效力。
假使史可法有第一號的擁立之功，福王繼位後，自然會把國事皆交予他及東林系諸位在朝正直之臣。至於福王本人花花錢、喝喝酒、玩玩女人，對於一個明末時的“國家”來講，帝王這種私人品德方面的事情，純屬雞毛蒜皮小事。而眾人認定是“賢王”的潞王，其實就是個古玩愛好者，他平時保養著手上長六七寸的大指甲，竹簡護之，行步顧影，娘娘腔一個，談不上雄才與大略，只是給人印象較謙恭而已。
舍福王立潞王之議，正如揚州進士鄭元勳所講：“禍亂由此而始矣！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德澤猶系人心，豈可舍其孫而立侄？況且，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鄭芝龍等人各有所意，挾天子以令諸侯，又有誰能禁者？倘立潞王，置福王於何地？殺之？幽之？如此，天下騷動，干戈相向，萬萬不可！”
欲向江南爭半壁（7）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既然手中有史可法親筆所書福王“七不可立”的證據，又有高傑等武將做後盾，馬士英和太監盧九德等人大張其事，與眾將集體在鳳陽皇陵搞“宣誓”，擁立福王，並即刻率兵迎接朱由崧向浦口進發。
為了震懾史可法等人，他還四處張發文告，表示說：“聽聞江南有人尚持異議，謹率兵五萬，駐紮江干，以備非常”，一下子給史可法來個大下不來臺，把他推上了亂臣賊子的邊緣。
懊惱無際之餘，一肚子苦水的史可法只能承認現實，順水推舟，在浦口上船，跟隨福王一起去南京。
福王開始時還假意謙虛，表示“宗社事重，我不敢當”。但是，“群臣固請”，福王也就順坡下驢，坐上皇位。
退朝之後，姜曰廣、高弘圖質問史可法為何改變主意，史可法憂慮滿腹，搖頭嘆氣而已，不敢明說自己曾向馬士英寫信訴說福王“七不可立”的事情。
諸臣之中，給事中李沾之很能表演，當眾大叫：“今日不立福王，我要撞死在此！”勳臣劉孔昭（劉伯溫後代）不甘示弱，四處假裝找劍，故作自殺殺人狀，大喊“大家一起死！”亂哄哄好不熱鬧。旁觀諸人心內明白，相顧微笑，都知道這二人是在演戲，目的是博他們自己能居定策擁立之功。
由於崇禎太子下落不明，福王朱由崧暫稱“監國”。但僅僅過了十二天，他就正式即位為帝，改元“弘光”。
由於馬士英的策立之功，就成為文臣第一，史可法倒變為第二。加官進爵，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鳳陽總督；史可法為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原南京禮部尚書王鐸與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廣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史可法知道自己被馬士英所賣，不可能遭到新帝十分信任，只得自請出朝，督師江北。由此一來，馬士英在朝變為“首輔”，史可法的加銜，一直是虛銜而已。朝內大權，漸漸為馬士英所攏。南京東林黨人以及士大夫雖然大喊“秦檜在內，李綱在外”，但都是空嚷嚷而已，於實事無補。
東林黨人的私心遊說，造成了史可法對立儲問題的猶豫；柔懦不決，又造成了馬士英等人擁立弘光帝的既成事實。
弘光既立，一方面信任馬士英，一方面依賴推舉自己的四位武將，終於造成日後尾大不掉的局面，致使武人跋扈，不聽節制，最後把弘光朝廷送上不歸之路。
痴如劉禪，淫如隋煬，如此弘光帝，加上文有馬士英，阮大鋮，武有左良玉、劉澤清等人，難怪南京小朝廷是那麼短命。正是這樣一個朝廷，面對北中國沸如湯火、清廷自顧不暇的大好局面，坐失良機，且很快大禍臨頭。
最無遠見的政略
——南明“借虜滅寇”的國策
弘光帝繼位後，立刻宣佈要為崇禎帝“復仇”，把矛頭直指農民軍。這一幫朝臣，無論賢愚，都似乎忘記了現在與南明爭天下的不是“賊”，而是“虜”——清朝政權。
弘光政權之始，有史可法、姜曰廣、高弘圖、劉宗周等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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