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世紀以來從沒有的。此外，政治衝突造成的人員死亡數量也持續下降。
從經濟上看，前蘇聯解體以後，市場經濟成為廣泛推行的經濟管理方法，這使世界各國政府對於加入國際經濟體系趨之若鶩。世界貿易組織等新協議和制度則有效地減少了貿易壁壘，日益緊密地將世界聯結為一個整體。就連越南和哥倫比亞政府也已經認識到：置身於這場“全球繁榮競賽”之外的代價是無法承受的，因而採取了明智的政策以減少債務水平和削減扭曲的補貼。它們並沒有受到來自鮑勃·魯賓或漢克·保爾森①等人的壓力，而是親眼看到了這樣做的收益（和不這樣做的代價）。這些改革鼓勵了外國投資，也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
與此同時，美國央行行長們正在探索駕馭和緩解商業週期之道，以防止隨時有可能發生的經濟波動，進而葬送就業和儲蓄並釀成動盪和革命。例如，1854~1919年間，美國平均每4年就要發生一次經濟衰退，並且一旦來臨就要持續整整兩年。但在過去的20年間，美國在兩次衰退之間經歷了長達8年的不間斷增長，最終出現的下行趨勢也僅僅持續了8個月。這一超長穩定期的出現得益於他們幾十年來一以貫之地與通貨膨脹作鬥爭。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在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②的帶動下，央行行長們相繼向通貨膨脹宣戰，努力以笨拙的貨幣政策工具保持商品價格的相對穩定。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摸索出的做法成了最成功的出口商品。到2007年，全世界只有23個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高於10％，遭受惡性通貨膨脹困擾的國家則只有一個—*。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世界上最快的賽車（2）
從技術上看，資訊革命加速了單一全球經濟體的興起。通訊成本急劇下降，資訊網路四通八達，一體化程序越來越便利。突然間，內布拉斯加州的體育用品商店可以從中國進貨，然後遠銷到歐洲，並任命班加羅爾③的會計師掌管支票簿。
毋庸置疑，低通貨膨脹、全球增長和突飛猛進的技術進步是一種史無前例的成功，但是，這些成功也帶來了一個重大的負面效應，那就助長了人們的自命不凡。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商人們密切地關注著各種政治風險—政變、恐怖襲擊和社會動盪—可能給經濟增長造成的傷害，但發現的政治風險卻很少。政變的結果無非是建立一個新政權，但它仍將面臨全球經濟的各種制約和機遇。因此，在後冷戰時代，儘管恐怖主義活動猖獗，也不時發生一些災難性事件，但世界的基本面是保持了政治穩定。
然而，這些商人們對於一個近在咫尺和司空見慣的問題卻視而不見，那就是“經濟風險”。他們與艾倫·格林斯潘一樣，假定複雜的金融工具向全世界擴張事實上降低了經濟風險。他們還相信：一度被認為是危險的債務水平現在可以被駕馭了，因為人們假定真實的那些條件事實上一直在發生變化。正因如此，投資者願意接受相對較低的回報率，進行正常情況下看似危險的投資。美國政府發行的國庫券號稱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資，而公司債券則缺乏足夠長的歷史可供參考。儘管二者的收益有著天壤之別，但惡性擴張中的信用連創歷史新低。在此情況下，厄瓜多這樣岌岌可危的國家和克萊斯勒這樣搖搖欲墜的公司，居然可以像美國政府那樣拿到非常廉價的貸款（事實是：到2009年，厄瓜多政府已經停止償還債務，而克萊斯勒公司仰仗美國政府在最後關頭出手相救，才得以逃過破產的厄運）。由於借貸的成本非常低廉，金融業者和房地產所有者便無所不用其極，動不動就大規模地舉借外債。2002~2006年間，企業盈利率的增長速度連續18個季度保持在兩位數，破產率則遠遠低於正常水平。銀行和投資者眼見企業的保險箱裝得滿滿的，提供資金時更加自信而慷慨。好日子似乎永無結束之日了。
世界經濟簡直就像一輛昂貴的賽車，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行駛能力，可以風馳電掣般地向前賓士。在過去的10年間，無論任何人駕駛這輛車，都能體驗到無與倫比的刺激和興奮。問題只有一個：事實證明，沒有人真正知道如何駕駛這輛車。10年來，全球經濟的面貌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它是一個由125個國家組成的統一的整體，而且這些國家都積極地參與到體系中來，並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快速發展。這輛車似乎有125個不同的司機，但誰也沒有想到需要購買減震器。
債務問題（1）
當然，也有人想為這輛賽車安裝減震器，但在經濟繁榮的年代裡，他們被扣上了“愛唱反調”的帽子。他們質疑道：次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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