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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傅斯年和顧頡剛等人住一屋，大家一起拼命用功。常相往來的羅家倫也和他們一起做事。一不留神，大家就弄起了《新潮》雜誌，三下兩下的，幾個毛頭小孩子居然搗鼓得很是那麼一回事。一本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刊，便就是這樣辦起來的。在此期間，他和羅家倫開始了一生的交往。
那一年上，俞平伯畢業了。時人留洋成風，俞家又很有些銀子，俞平伯就也想要留學去。家人總是不讓，以為孩子尚未長大（那時他年方二十，個子又小，書生氣重），所以終不放心。後來，俞平伯就說：“傅斯年也在那邊呢！”這樣一來，大人才鬆了一口氣：“有他在，就放心了！”於是遂得放行。俞平伯高高興興地就去了英倫。
三
那時候的柏林，因為大學水平高，也因為消費水平低，中國人云集於此，甚至英美等地的中國留學生也紛紛前來。比如，朱家驊、陳寅恪、趙元任、毛子水、姚從吾、俞大維、徐志摩、金嶽霖、周炳琳、段錫鵬等等。傅斯年和他的密友羅家倫也在其中。真可謂群賢畢至，蔚盛一時。有一次，老校長蔡元培來到了德國，各方人物鹹來問候。傅斯年和羅家倫等同遊波茨坦的無愁宮。行經一處房間時，傅斯年沉迷於欣賞伏爾泰的雕像，因此落後了。人們把他找回人群后，蔡元培問羅家倫說傅在看什麼呢？羅家倫信口胡謅道：“孟真（傅斯年）對伏爾泰深深鞠一躬，口中唸唸有詞，原來是李義山的‘詞客有靈應識我，霸主無才應憐君’。”傅斯年氣得要上前來揍羅家倫，羅家倫笑著躲到了蔡元培邊上，蔡元培也不禁失笑，這一笑，傅斯年骨子裡的幽默就恢復過來了，眾人哈哈大笑。
饒是如此，留洋的日子還是異常枯燥。學子們每每只好編織各種葷葷素素的“段子”來消磨閒暇時光。傅斯年更多地是潛心苦讀，學問大進。這為他日後的建樹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
回國後的傅斯年，立即不管不顧地大幹起來。他先是應朱家驊、戴季陶之邀到了中山大學。廣州是革命的大本營，北大是新思潮的發源地，當然就有緣，新派人物常常往那兒跑。在那裡，他遇上的魯迅、顧孟餘、朱家驊、許崇清、何思源、江紹原、陳公博、郁達夫、楊振聲、羅常培、顧頡剛、馮友蘭等許多人，都是當年北大的人物。那時候的中大啊，差不多就是北大人的天下。
當然，嶺南終非久居之地，傅斯年還是一路北上，到了南京，又到了北平，終於在母校紮下了根。那些年，傅斯年一邊任史語所所長，一邊做北大教授，和蔣夢麟、胡適、周炳琳等人一道，幹得風風火火。眼看著就要過氣的北大，在他們一撥人的折騰下，又元氣復振了。
傅斯年一生顯赫，做過北大代校長，做過臺大校長，但他尤其在乎的是史語所所長一職。為了讓中國學術界能和國際同行一爭高下，傅斯年傾其所有殫精竭慮地努力著。史語所乃是他畢生功業之所繫，他在此傾注了巨大的心血。在北平學術界，他一直以“老闆”見稱。在史語所期間，他亦力行“拔尖”主義，把各校學生中的“尖子”都竭盡所能地挖到自己麾下。北大、清華和中大的許多英特才子都被他“搜刮”而去。這種挖人臺柱之做法，和羅家倫為清華四處挖人的所為一樣，幾乎就是“不擇手段”。因此，許多學校對此又愛又恨又怕。傅斯年不以為忤，而且一如既往。短短几年間，史語就到達了國際矚目的水準，為中國學術界贏得了一席之地。
傅斯年：當年“大炮”已無聲（3）
傅斯年愛才如命。他對“三百年來第一人”的陳寅恪極為推崇，為了請陳寅恪、趙元任和李濟參加史語所的工作，他特地致函羅家倫、楊振聲和馮友蘭。按規定，教授一般不得兼任校外職務。但清華方面為其誠意所動，終於破例答應了傅的請求。後來抗戰期間，傅斯年又相中語言學大師李方桂，三顧茅廬，親自登門請李來出任組長一職。李斷然拒絕。傅斯年不甘心，繼續來請。幾次三番、三番幾次之後，李才答覆曰：“對不起，在我看來，第一等人才應該做研究，第二等人才去教書，只有第三等人才才應該去做行政。”傅斯年一聽，臉上立即掛不住了，連忙鞠躬道：“對不起，那我是第三等人才了。”他這才轉身走了。
正是這愛才如命的所長，為史語所的輝煌創造了必需的條件。可是這個傅斯年卻從不“禮賢下士”：對年輕人，他不事優容，而是“恩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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