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有了前後臺，都是露天的，就在那兒化妝。冬天，演員冷得不得了，便在後臺堆起一堆木柴，點著火取暖。有的地方有煤，就堆一堆煤燒起來。這樣比不燒火暖和一點兒，但因為是露天，也解決不了多大問題。那時候，全靠自己身上那點兒年輕人的熱力，抵抗天氣的寒冷。
我們演出時，在後臺照管衣箱行頭的，是一位陝北人，叫王連升。他比我們大幾歲，1936年就參加隊伍了，延安平劇院成立時，把他調了過來。王連升特別樸實，組織上讓幹什麼就幹什麼，幹什麼都認認真真。除了看衣箱，他還給劇院看大門，當馬伕，單位裡的馬，都是他給喂。他那職務叫飼運員。他老是跟大家樂呵呵的，什麼都特滿足。因為他參加革命是在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後來按規定他有了老紅軍待遇，晚年挺好的。我最後一次見他，是在“*”以後延安平劇院老同志的聚會上，他也來參加了。
當年，按說我們整天演出，都應該把自己收拾得乾乾淨淨的，但實際上沒那種條件。所以談不上個人衛生。一年裡，只有夏天游泳的時候，我們才算是能洗個澡。也不能常洗頭，一般洗的時候，只能用冷水。冬季有時可以到伙房端點兒熱水，沒有的話就不洗了。我們把燒完的木炭灰放在水裡浸泡，泡得灰都沉澱了，上面的清水就能洗頭刷牙洗衣服什麼的。在延安那些年，我只是在一次父親寄來錢後，買過一次肥皂。在魯藝睡大炕的時候，大家身上、頭髮裡都有蝨子。後來一人一張床，情況好了點兒。
女同志頭髮太長時，一剪子鉸齊就行了。男同志的頭髮卻不行，剪得不好亂七八糟的。單位就安排理髮員。我們延安平劇院的理髮員叫趙汝齡，河北白洋淀人，是1942年到延安參加革命隊伍的。他那時已經四五十歲了，我們叫他老趙。院裡給了他一個小窯洞，也就算是理髮室了。天冷時，他在窯裡給人理髮；天暖時，就在窯洞門口理了。我們與他相熟。他在延安工作幾年後，勝利了，大家都進城了，他也到了天津。可是他沒有工作，生活無著。那時我在天津工作，他常來找我。當時是供給制，我也沒錢，就給他衣服，記得還給了他一包布襪子。過兩年，一天他弟弟來找我說，老趙死了，病的。我很吃驚，也很難過。他弟弟在街頭給人修鞋，沒力量辦他哥哥的喪事，我身上正有幾元錢，就掏出來，全都給了他。
1943年冬天，我們下鄉為農民演出。一路上，我和一達帶著我們四五個月大的孩子。有一次，我們在陝甘寧邊區邊境上一個村子裡住下。這個村子離國民黨地區只有三十里路。因為據說國民黨軍有時會來騷擾，所以，一到那兒，帶領我們演出隊的一位政治協理員就跟大家說，要隨時提高警惕，無論白天夜裡，一發生情況，就馬上緊急集合，撤離這個地方，避免損失。他要求我們，只要一聽到命令，就立即行動。不許點燈，不許說話，要在十分鐘內穿好衣服，打好綁腿，捆好行李，到指定的地點集合。那天夜裡，演出以後，正睡得好好的，真的接到了緊急集合的命令。我和一達因為帶著孩子，就比大家更緊張了。抱起孩子，背上行李，急急忙忙地按照要求跑去集合。忙得我綁腿也沒打好，亂七八糟的纏在腿上了。我們連夜撤出這個村子。天亮以後，大家想起來，本來燉了一鍋羊肉，要給大家改善生活的，也沒能吃成。後來才知道，並不是真的發生了情況，是那位政治協理員搞了一次演習，考驗考驗大家。大家倒是經住了考驗，可一鍋燉羊肉白扔了。那鍋羊肉，成了我們好多天的話題，一想起來就覺得可惜。
無論在延安本地演出，還是到外縣、到農村演出，大家都是步行往返的。在延安，平時從住處到演出的地方，一般要走十幾里路。演完戲，半夜還要走回去。我們總得帶著孩子，我和一達就輪流抱著，別的同志也經常幫我們抱。到農村去演出時，行軍路途遙遠，組織上就照顧，派個毛驢兒讓我抱著孩子騎。有一年冬天，我們出去巡迴演出幾個月，氣候特別寒冷，行軍又都是走山路，還趕上過下大雪。雪後，路都凍了冰。我們在冰天雪地裡翻山越嶺。一天在凍冰的小路上行軍，一滑，驢的前腿兒跪地上了。都說是馬失前蹄，我這卻是驢失前蹄，連我帶孩子，一塊摔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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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背上，一邊筐裡是行李，一邊筐裡是兒子
1946年，組織上讓一達到張家口給延安平劇院選演員，正要回來時，趕上胡宗南要進攻延安，他就回不來了。組織上就把他們留在了晉西北賀老總那裡的晉綏軍區平劇院。當年11月延安疏散，我也得離開延安，帶著孩子延風去晉西北，到一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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