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幫助時才達到目的。一旦微軟公司讓中國政府確信其動機是好的，那些法律就開始得到貫徹執行了。很少有中國人真正內化了這樣的觀念：抽象的規則、法律和契約比“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更重要，這意味著中國政治和法律發展道路之曲折和複雜，可能要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
文化傳統也影響著中國人對待談判的態度。波士頓大學的羅伯特·韋勒（Robert Weller）指出：“中國人對因果關係的認識是建立在‘氣功’觀念基礎上的。‘氣’是‘風水’的構成要素，也是人體內的基本成分，透過針灸或中藥進行調理。這實際上是一種更廣意義上的世界觀的一部分：它把世界的結構視為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力，這些力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而不是透過簡單的線性因果關係發揮作用。”“這種思維方式也會對外交政策產生影響。”韋勒說道。這種思想有時過了頭，甚至顯得有點愚蠢。然而，當你與中國人談論他們的思維方式時很快就會發現，像“氣”這樣的概念居於他們思想意識的核心地位，就像道德“造物主”和自由意志在西方人心目中的位置一樣。眾所周知，外交政策受許許多多普世性力量的驅動，但基本的世界觀無疑決定著人們認知、行為和反應的方式，特別是在發生危機的時候。
但是，文化並非存在於真空中。中國的過去及其內在獨特性都是由它的現代史塑造的，即西方的衝擊、共產主義對傳統的塑造以及隨之而來的信仰危機，但最重要的也許是其近年來使傳統與現代性相調和的努力。當你與中國經濟學家們交談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並不主張以儒家學說推動經濟增長或遏制通貨膨脹。中國中央銀行的調控手段非常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也是西方式的。當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時候，中國政府不為所動，這一事實更多地體現了民族主義而非文化的影響。（請問：美國什麼時候在外國的壓力下改變過經濟政策？）在許多領域裡，中國人都實行西方式的民族主義。中國的一些外交政策分析家也以“基督教儒家弟子”自居，意思是說他們並非福音主義的皈依者，而是具有西方思想觀念的中國人，致力於使中國的政策體現更廣大的目標和價值觀。中國與其他所有非西方國家一樣，為了在21世紀興旺發達起來，將會釀造它自己的“文化雞尾酒”，其中既有東方成分，又有西方風味。
崛起勢不可當（1）
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文化的獨特性，而是其影響力的普遍性。中國自認為是一個致力於和平崛起的國家，它的行為也充分體現了謙卑精神和不干涉原則，並希望與所有國家都建立友好合作關係。然而，歷史上許多崛起的國家也都認為自己的動機是好的，但到頭來仍然以顛覆既有國際體系而告終。政治學家羅伯特·吉爾平指出，當一個國家的權力增長的時候，勢必按捺不住加強對環境控制的誘惑。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它一定會加強自己對政治、經濟和領土的控制，從而按照自身的特定利益改變國際體系。這裡最關鍵的論點是：歷史上的大國都認為自己有著最良好的意圖，但無一例外都不得不採取行動保護自己不斷擴充套件的利益。而中國作為世界上的第二號強國，自然也會把自己的利益大大地向外擴張。
從根本上說，中國的意圖無關緊要。在雜亂無章的國際政治世界上，意圖與結果沒有直接的聯絡。（1914年的時候，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打一場世界大戰。）這樣的世界就像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所有的公司都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提高價格，但卻造成了與意圖相反的體系性結果—價格下跌。同樣，國際政治也是一個沒有單一最高權威的體系，國家的意圖並非總能準確地預知它的行為可能產生的結果。正因如此，才有了羅馬人的至理名言：“欲求和平，必先備戰。”
中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崛起，將取決於中國的行為和其他國家的反應，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造成的一系列效應。鑑於中國的現有規模如此龐大，以至於它不能指望神不知鬼不覺地躋身於世界舞臺上。例如，中國到處尋求能源和原材料，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國正在快速增長中，消費的能源和各種商品自然會大量增加，因而需要找到穩定而可靠的供應來源。其他國家都在購買石油，中國為什麼就不能這樣做呢？問題在於中國的規模。中國的一舉一動都是在如此龐大的規模基礎上進行的，這會使它不可避免地改變博弈的性質。
中國對自身利益的認知正在悄然發生變化。相比吳建民等老一代外交官，新一代外交官都對中國的新權力有著清醒的認識。令一些中國觀察家擔憂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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