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而是在熟知大量材料後，提出問題在先。他總是能從紛繁錯綜的歷史庫存中敏銳地發現疑點，發現問題。他的著述總是從問題開始，圍繞問題展開，以解決問題結束。問題是歷史的問題，也是學術的問題，但往往又同時即是現實的問題，這裡就表現出陳寅恪過人的史識。這種史識恰是許多文學史研究者所匱乏的。許多文學史著述只是圍起一塊地來東挖西掘一番，不知為什麼要圍這塊地，也不知為什麼要這麼挖那麼掘，結果是隻有研究物件而沒有研究問題，縱使洋洋萬言也只能是無的放矢。
陳寅恪學術方法的又一優點是能夠做到考據與義理的辯證結合。陳寅恪繼承了乾嘉樸學和德國曆史語文學派的傳統，其大部分文章都充滿了糾正謬誤、考求本事、別條異說、對勘互證、增訂補遺的內容，粗看上去似乎是純粹的考據之學，但他能夠把自己的史學從經學中解放出來，“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他的考據，是為其義理服務的，能夠在他的問題攝統之下，自成體系。所以他能夠做到“從史實中求史識”，把史學提高到一個新的境地。而當今的文學史研究，則多是充滿了空疏的“義理”，幾乎談不上“考據”。治古代文學史者對音韻、訓詁是一知半解，治現代文學史者對材料的使用也極為輕率，有時連版本年代都不加考慮。陳寅恪的取材原則是“寧詳毋略”，而今許多文學史著述僅憑三兩條材料有時甚至是孤證就妄下斷語。再加上互相援引、以虛傳虛，其中的水分就可想而知了。離開了“考據”的“義理”，恐怕是連“自圓其說”的學術境界也達不到的。看來，對有些文學史研究者是有必要重提“文書須先識字”這句話的。
陳寅恪學術方法的最精妙之處，有人概括為“尺幅千里”，指的是能夠見微知著、因近及遠的治學功夫。陳寅恪文章常常從一個很小的問題入手，漸次展開，盤旋往復，最後竟引出頗帶普遍意義的結論。既紮實又深遠，的確令人欽羨。近年陳平原教授所主張的，突破口不妨小，但進去以後要掘得深，拓得寬，實際也是這個意思。這對那些愛做大而空的文章，動輒進行宏觀縱論的文學史研究者們，是頗有警策作用的。
陳寅恪身為歷史學家，古典文學也深為精通。他的《元白詩箋證稿》既是由詩證史，亦是以史釋詩，能夠做到詩史互證，打通文學與歷史之間的許多關節，這尤是文學史研究者不可多得的他山之玉。
文學史研究與一般的歷史研究，物件課題雖然不同，但方法論上理應有諸多互通之處。陳寅恪史學方法大大小小，琳琅滿目，對於面對豐富材料無從措手足的文學史研究者，是足夠遴選借鑑一番的。
五
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學術方法對文學史研究均具有一定的意義，但在這股陳寅恪熱中，也應注意保持清醒，勿將陳寅恪捧到不適當的高度，似乎舉國學術界只有陳寅恪一人值得崇拜。事實上，陳寅恪也自有他的學術侷限。
從小處說，陳寅恪的學術文章由於處理材料有時採取“寧煩毋略”的原則等原因，的確不免存在枝蔓過多的現象。陳寅恪本人力舉千鈞，自能應付裕如，但對一般的學術研究，似不可取。他過於質樸的文風對文學史研究者來說也是不必仿效的。史學界對此亦多有微詞。
從大處說，陳寅恪雖然佳作成林，但缺少綜合性、通論性的鉅著，總是一憾。有人為陳寅恪辯護，說中國人做學問自古如此，不屑於建立體系，不屑於搞通論。這種說法未免片面。且不說“從來如此便對嗎？”就從當今史學的發展狀況來看，沒有堅船利炮，徒有寸鐵滿目，對一個國家來說，實在是學術上的不足。
陳寅恪能夠取得學術上的輝煌成就，更多的依靠的是個人的天才，余英時先生總結為記性、作性、悟性和感性，這與其家學淵源和各種機遇是分不開的。而當代學術的發展，不能依賴於少數天才的出現，而應更多地依靠系統的理論方法和合理的科研佈局。陳寅恪在這方面未曾更多著力，所以過分誇讚其超人的才學，益處不大。即如陳寅恪通曉二十餘種文字，但他真正用於學術之上的其實很有限。他自己後來的學術方向選擇表面看來有些“大才小用”，但未嘗不是一種對自己實際知識結構的清醒判斷。才、學、識的搭配，對一個學者來說，是存在一個比例問題的。對文學史研究界來講，當前最缺少的不是淵博，所以無需號召人們去多學一些屠龍之技。
陳寅恪關注時代風雲的精神值得欽佩。但他採用的是一種暗含諷諫的舊士大夫式的微言大義的方法。這是他所處的特定歷史時期給他帶來的侷限。他的微言大義僅有極少數人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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