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沒有凌辱理智和自然界的教條。”後來，伊曼紐爾·康德更是把孔子稱為“中國的蘇格拉底”。既信仰宗教又堅持世俗主義的哲學家萊布尼茨進一步聲稱：“我們需要來自中國的傳教士，他們將向我們傳授自然宗教的用途和方法……”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文明（2）
早期的啟蒙思想家之所以熱烈歡迎儒家學說，是因為他們把理智而非神靈視為人類事務的指導原則。於是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命題：歐洲在科學和技術進步方面也許遙遙領先，但中國有著“更加先進的倫理道德”、“更具優越性的公民組織”（以美德而非監護為基礎）和“更加實用的哲學”，這一切“成功地造就了和平安寧的社會局面和組織良好的社會等級制”。1759年，伏爾泰出版了《風俗論》（Essai sur les moeurs）一書，使歐洲啟蒙運動中嚮往中國的情結達到“高潮”。根據德國學者福克斯的說法，伏爾泰在該書中“把中國描繪成一個政治烏托邦和開明專制的理想狀態，並以中國作為鏡子敦促歐洲的君主們進行自我反省”。1760年，最開明的歐洲君主腓德烈大帝撰寫了《中國皇帝的使臣菲希胡發自歐洲的報道》（Report de Phihihu，emossa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Europe）一書，這是一本虛構的“中國駐歐洲大使”向中國皇帝寫的書信集。腓德烈大帝撰寫此書的目的，是把天主教會的固執與中國人的理性進行對比。
西方人經常發現，要理解宗教在中國和西方的地位有何區別是很困難的。讓我們根據耶魯大學的偉大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記述，看一看葡萄牙傳教士利瑪竇在遠東的經歷。①16世紀80年代，利瑪竇剛到中國之時，為了凸顯自己是一個高貴之人，他把頭髮和鬍鬚剃光，穿了一身佛教的長袍。短短几年之後，利瑪竇就發現這樣做是多麼地愚蠢，因為中國人並不高看和尚與聖人。於是，他開始坐著轎子到處遊玩，或者僱用僕人把他背在肩上，“就像高貴的中國人所做的那樣”。利瑪竇後來於1592年在給耶穌會會長艾哥華的信中寫道：“在中國，人們一聽到外國人和牧師的名字就覺得面目可憎，我們需要透過這樣那樣的方法向他們表明，我們不是他們想象的那種面目可憎的牧師。”到1595年，利瑪竇丟掉了和尚們穿的袈裟（這種服飾妨礙了他的傳教工作），轉而穿上了儒家讀書人的服裝。利瑪竇一開始恥笑儒家弟子不相信上帝、天堂和靈魂不滅。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儒家學派是“真正的文學殿堂”。但他最後終於發現，雖然儒家學說對上帝和來世持“一種最嚴格的中立立場”，但也有著強烈的倫理觀、道德觀和正義感。與其他啟蒙運動時期的人物一樣，利瑪竇最後認為西方應當從儒家學說中汲取營養。
上帝與外交政策究竟有什麼關係呢？從歷史上看，凡是受基督教和*教影響的國家，都有一種向外輸出思想和改造他人信仰的衝動。英國、美國、法國、沙特*和伊朗等國千差萬別，但它們的外交政策中都滲透著一種明顯的傳教士精神。至於英國和美國，也許是由於國力異常強大，它們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清教徒意識才得以在全球事務中打上了鮮明的印記。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外交政策也許永遠都不會有這種使命感。從某種意義上說，只要保持中國特色，成為一個世界大國，中國就實現了其歷史性的目標。中國不需要向任何人輸出任何東西，進而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因此，當中國在*問題上的立場顯得有些冷漠的時候，絕不僅僅是因為它對其他國家漠不關心，或者在利益的驅使下奉行*裸的現實政治主張，而是中國人對這些問題有著不同的看法，他們依據的不是抽象的正確與錯誤之分，而是按照一種作為指導哲學的實用主義思想行事的。
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文明（3）
西方商人經常抱怨說，中國同行似乎不太尊重規則、法律和契約，他們的倫理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事而異的；如果中國商人或官員認為法律是“一頭笨驢”（借用一位英國人的說法），他們就會對其置之不理、予以變通或者乾脆要求你另起爐灶。可以說，在中國人的實用主義思維方式中，對某種抽象觀念敬若神明是不可思議的。對他們來說，社會關係和信任遠比書面載明的義務重要。微軟公司曾經長期無法促使中國政府貫徹它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法律，直到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與中國政府建立了一種（良好的）關係，並明確表示願意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和教育事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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