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三份，每份都有收文人的草簽。瑞安手上這份是由局長本人草簽的。在中央情報局裡，這種只印三份的檔案是極為罕見的。對瑞安的忠誠調查是最高階的，“星雲”級別，他還從未碰到過這種情況。從穆爾和格里爾嚴肅莊重的臉上，他猜到他們是該檔案的兩個收文人；估計另外一個是負責軍事行動的副局長羅伯特·裡特，他也是得克薩斯人。
瑞安翻過索引頁，發現報告是影印的，原件是用手動打字機打的，而且打字人不是職業秘書，因為多處出現疊字情況。如果連南希·卡明斯和其他高階行政秘書都不許看，那麼……瑞安抬起了頭。
“沒關係，傑克，”格里爾說。“剛才已經決定特許你閱讀‘柳樹’報告。”
瑞安坐下之後，雖然很激動，但還是慢慢地仔細閱讀起來。
提供報告的人代號叫“紅衣主教”。他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名最高階的間諜，是個傳奇式的人物。他是由另一個已故的傳奇人物奧列格·潘科夫斯基在20多年前吸收的諜報員。當時，潘科夫斯基是蘇聯軍事情報總局的一名上校軍官，這個情報總局相當於美國的國防情報局，但規模更大，活動力更強。他的職位使他每天都能接觸到蘇聯軍隊中各方面的情況，從紅軍的指揮機構到洲際導彈的戰備狀態，無一不曉。他的情報通常透過一名英國聯絡人格雷維爾·溫送出蘇聯。這些情報都具有極高的價值，西方國家多年來一直十分看重他的情報，甚至有點過分。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潘科夫斯基終於暴露了。當時任務艱鉅，時間緊迫，他整理送出了情報，正是這份情報使肯尼迪總統瞭解到蘇聯的戰略系統並不準備打仗，從而使總統能夠把赫魯曉夫逼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歸功於肯尼迪神經堅定的那著名的一瞬間，正是由於他看到了對方手中的牌，這在歷史上並非鮮見。肯尼迪的優勢是這名勇敢的間諜給予的，但總統永遠也見不到他了。華盛頓曾向潘科夫斯基發出了急報要求，但潘科夫斯基對此未免操之過急了，再加上他已經受到了懷疑，這一切終於斷送了他。他為他的叛國行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此前，“紅衣主教”首先得知潘科夫斯基在這個人人都受到監視的社會里已成為重點監視的物件，他警告了他，但是已經為時太晚了。當上校明白他已經無法逃離蘇聯時，他要求“紅衣主教”立刻告發他，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推動他所吸收的一名間諜的事業發展，這就是這個勇士開的最後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玩笑。
“紅衣主教”的工作一定要象他的代號一樣秘密。他成了一名政治局委員的高階顧問和心腹，經常作為他的代表出入蘇聯的軍事機構，接觸到大量最高層的政治和軍事情報。因此他所提供的情報具有特別重大的價值，但是反過來，同樣又非常值得懷疑。在中央情報局，他的情況只有極少數幾個高階諜報官員知道，但他們感到難以置信的是，成千上萬專門監視所有人和所有事的克格勃反間諜官員，居然會沒有一個能在某個時刻把他“轉過去”！因此，“紅衣主教”提供的材料一般都要用從其他間諜和渠道獲得的情報進行反覆核實。但是，他的情報都經受住了驗證。他勝過了眾多的小間諜。
在華盛頓，知道“紅衣主教”這個名字的只有中央情報局的三個最高行政官員。每個月的第一天，他們都給他的資料取一個新的代號，知道這個代號的人僅僅限於中央情報局最高層的官員和分析專家。這個月的代號就是“柳樹”。在萬不得已需要把“紅衣主教”提供的情報告知局外人時，就象黑手黨掩蓋其經濟收入來源一樣，事先要把材料仔細地處理一番，以掩蓋其來源。中央情報局為了保護他還制定了許多專門的安全措施。為了防止因密碼被破譯而暴露“紅衣主教”的身份，他的情報一律不透過無線電或陸上通訊線路傳送，而全部採用專人遞交方式。“紅衣主教”本人是非常小心謹慎的，潘科夫斯基的命運給了他深刻的教訓。他的情報透過一系列的中間人被送到中央情報局莫斯科站站長手裡。這個站的站長已經換了12任，而他卻一直活動著。其中有個站長是個野戰軍退役軍官，他有個兄弟是耶穌會教士，也是紐約福德姆大學的哲學和神學講師。他每天早晨都要做彌撒，為這個他永遠不會相識的人的安全和靈魂祈禱。“紅衣主教”之所以能夠一直倖存下來，最好的解釋莫過於此。
中央情報局曾經先後四次為他安排了逃離蘇聯的機會，但他都一一拒絕了。一些人因而認為，這足以證明他已經被轉過去了；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恰好證明了他象大多數有成就的間諜一樣，是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某些東西的驅使下幹這行的，因此，他也和他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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