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莊夢
作者：閻連科
丁莊夢 第一部分
閻連科：“勞苦人”是我寫作的核心
閻連科被稱作“中國目前最具爆發力的作家”，不僅因為他的兩部中篇小說分別獲得第一屆和第二屆魯迅文學獎，而且他的長篇小說《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都在文壇引起較大反響，《受活》近日獲得第三屆老舍文學獎。見到閻連科的時候，他正在和一位從美國來的資助人商議援助河南艾滋病村的事宜，他的下一部小說準備寫艾滋病村，他還要把老舍文學獎的一部分獎金捐給艾滋病村。看著他開車的那種風風火火的神態，使人覺得他的身上還蘊藏著很大的能量，會給文壇帶來一個又一個衝擊波。
閻連科對老舍先生有一種敬意，他說：“老舍與我們雖然不是同一時代的人，但老舍先生的高尚的品格，尤其是他對底層普通人的愛和理解，是非常值得我們借鑑和學習的。具備這樣偉大的心靈、偉大的愛，才有可能寫出品格高尚的小說，才會顯出文學的神聖性。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愛，對底層人的關懷與理解，需要神聖的文學來表達。”他的獲獎小說《受活》，描述了一個處在社會邊緣的鄉村，在一個匪夷所思的縣長帶領下，經歷了一段匪夷所思的“經典創業”的極致體驗，剖示了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的本質和本源。評委認為它對特殊歷史時期的整體把握，既真實生動又出人意料，作品對深度的追求使它當之無愧地成為一部優秀作品，是一部特殊歷史時期的“民族精神史”。談到《受活》，閻連科認為，《受活》一是表達了勞苦人民和現實社會之間的緊張的關係，二是表達了作家在現代化程序中那種焦灼不安、無所適從的內心。“我非常崇尚、甚至崇拜‘勞苦人’這三個字，這三個字越來越明晰地構成了我寫作的核心，甚至可能成為我今後寫作的全部核心。”
閻連科覺得童年、少年的記憶對一個作家很重要，他寫過軍事題材、寫過農村題材，最得心應手的還是農村題材。人離開了那片土地，卻和那片土地有著割不斷的聯絡。他的母親、姐姐、哥哥都還在農村，他每年回去兩三次，聽老母親嘮叨，今年她嘮叨的話題可能是去年嘮叨過的，但如果仔細認真去聽，回味起來受益匪淺。他愛這片土地，有愛才有恨，因為你愛它，你會看到更多醜陋的、淺薄的、短見的甚至令人仇恨的東西，“一個作家沒有愛和恨就寫不出大作品”，他說，所以他偏愛有“血性”、有痛苦、有激情的作品，他自己的作品就是這樣的作品。
對於每一部小說閻連科都煞費苦心地尋找適合它的形式，他認定每一個故事都有潛在的講述它的最好方式，就像給手錶配零部件，每一個手錶都有最恰當的零部件，就看你去不去尋找，能不能找到。他說：“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告訴我什麼是小說的真實，《百年孤獨》開頭寫到吉普賽人拿著磁鐵走街串巷，所到之處鐵釘都從傢俱上掉下來，丟掉幾年的東西自己都出來了。這就是小說的真實。小說不分真假，來自自己內心的都是真實的。”他尤其強調想象力對一個作家的重要：“想象力牽涉到一個作家的生命力，過去一些作家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但只能寫一部小說，寫第二部小說時就有重複之嫌，故事、思想、細節、場景全方位重複。像托爾斯泰這樣的大作家，寫出《戰爭與和平》、《復活》、《安娜·卡列尼娜》，每一部都不重複。有生命力的作家也是想象力豐富的作家。”
閻連科來到北京已有將近10年，在軍藝讀書，然後工作，我問他：“有沒有可能寫城市題材的作品？”他笑笑，用河南口音濃重的普通話說：“恐怕寫不好。”
閻連科：寫作的崩潰（後記）
200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十時，我寫完了長篇小說《丁莊夢》的最後一頁。擱下筆時，我獨自坐在書桌前邊，忽然間的煩躁不安，無所適從，急需和人說話、聊天的感覺前所未有的襲了上來，如同抽白粉的人突然襲發的煙癮。那時候，我妻子回了河南老家，兒子在上海讀書，又是上課時間，而我最知心的幾個朋友，不知為何往日電話總是暢通，那一天，那一刻，卻偏偏不是關機，就是不在服務區內。我連續打了幾個電話，最後莫名地把耳機扔在桌上，頹然地坐了下來，有兩行淚水無可遏制的長洩而下，人就如被抽去了筋骨般癱軟無力，那種被孤獨和無望強烈壓迫的無奈，如同我被拋在了一個渺無人煙的大海、一座不見鳥飛草動的孤島。
那時候，樓下的汽車依然在現實中川流不息，而擺了幾樣傢俱的家裡顯出的空蕩，卻宛若荒漠的原野。我獨自坐在客廳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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