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發動內戰（在給前防的電令中，他特別強調“應力避衝突；勿使接觸。且總攻擊令必須候中央核定為要。”），他的主要目的要造成一種大軍壓境的形勢，以使西安內部發生分化，迫使楊虎城等無條件聽命於他，並進而控制整個西北。
然而，那時的西安，人們最關心的還是張學良的命運，他究竟什麼時候才能回來，誰也心裡沒底。楊虎城急於要知道蔣介石回南京後的動態，特別是張學良的安危，所以很想派人到南京去一趟，卻又一時未找到合適的人。後來，幾經考慮，還是覺得馬文彥去比較合適，因為一來此人和于右任是三原同鄉，深得於的信任，二來他可以透過於右任瞭解情況，所以決定派馬前往南京。但馬文彥最初有點猶豫，這倒不是他怕麻煩，或怕擔風險，主要是在西安事變發生後，他曾代表楊虎城和陝西的群眾團體去潼關擋過於右任以國民黨政府西北宣慰使來西安的罵。那雖然是奉命行事（據楊將軍談，於這次是招降的，我們不受降，所以要給他吃個閉門羹），但總是個棘手的差事，因那次他對於右任很不客氣，在潼關火車上的那個不歡而散的場面，他還記憶猶新：
“西北宣慰團”的專列已抵達潼關，由於天冷，於先生食宿均在車上。他一到潼關就給楊將軍打電話，讓派車來接他，楊說：“我們不要任何人來宣慰，還是請你早些回南京去吧！”就在這時，我上了火車前來行見。於先生見到我吃了一驚，忙問：“是從哪裡來的？”我說：
“特從西安而來，有要事要見你面談。”他似乎已覺察到我此行必有某種特殊使命，臉上神色顯得有點緊張。就問我有什麼事情？我說：“楊先生派我來向你說明，他對這個‘西北宣慰團’的到來，堅決表示反對。”於聽後更感不快，我說：“楊先生的意思是，你如果要來西安，就請在潼關宣佈取消你的‘西北宣慰大使’的名義，以個人身分前來。”於忿然地甩袖出了臥室車廂，順手把門鎖上了。這時，我心裡忐忑不安，正在思索時，他又開車廂門進來了，但仍然一言不發。我發現車站上來了一些持槍計程車兵，恐情況有變化，就問於先生：“我要走了，您還有什麼話講嗎？”他看了看窗外，搖搖頭，似乎覺得去西安已屬無望，宣慰失敗。我立即同他告別……④正因為有過這次潼關擋駕的事，所以對於楊虎城給予他的新的使命，他是有些顧慮的，這也正象他在回憶錄中談到的：“我擔心上次潼關擋駕後於還在氣頭上，不會接見我。楊說：‘我們在南京除了于右任再沒有熟知的人，現在情況變了，蔣答應抗日，釋放政治犯，組織聯合政府……周先生（周恩來）也說，前些日子擋於也好，不擋也好，於是搞新聞工作的，會做宣傳。’我心中仍有顧慮，恐到南京後被於拒絕接見。其實於先生上次被擋潼關後，並未立即返回南京，而是在西安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了蔣介石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離開陝西飛往南京的訊息後，他才於二十六日清晨七時許，偕同原班人馬頹然離開潼關，二十七日上午回到南京的。我還在猶豫，楊將軍又說：‘還是你去一趟好，有關方面也希望你去。你到南京見到於先生後先不要說別的事情，先拿出這個東西叫他看看。’說著，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個鉛印檔案，我接過一看，原來是共產黨的‘四項宣告’。楊將軍很有把握地說：‘他看了這些東西，一定要說話的。’說罷，請李壽亭拿來一個鐵筒香菸，親自旋開煙盒的鐵皮蓋子，仔細地把香菸取出，又把煙盒內一層厚紙取下來，輕輕地把檔案疊好，緊貼香菸盒的周圍，再把原來煙盒內的那張厚紙裝進貼實，然後將取出的香菸重新裝進盒內，蓋好鐵蓋，才把它交給我，並讓我乘當天的火車出發。
“我到南京後，直抵于右任家，適逢他外出未歸，我便在客廳裡等候。一會兒，於先生回來了，果然上次擋駕的氣尚未消除，見到我後他狠狠地問：‘你來這裡幹啥？’我說：‘楊先生派我給你送個東西，請你看看。’我從鐵煙盒裡取出那份檔案交給他。起初他漫不經心地瀏覽著，越往後看，態度越嚴肅起來。他走到寫字檯前，開啟臺燈仔細地反覆觀看著，激動地說：‘我明白了，共產黨是真正要抗日哩！“西安事變”的真正內容我才知道！’這時，他後悔當初為什麼不以個人名義進西安看看呢！我趁此機會對他說：‘共產黨要求抗日是真的，楊要求抗日也是真的。楊將軍要求抗日，你在上海原是贊成的。’他說：‘我贊成楊虎城抗日，並沒有同意他扣留蔣介石！’於先生沒有剛才那麼大的氣了，我們便談到蔣回來後的情況。他向我介紹，蔣介石回到南京後只停了一天，就坐飛機到浙江去了，說是跌傷了腰骨需要休息，其它啥話都沒說。至於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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