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蔣介石竟容許宋發表那樣的話，這是蔣對他耍了兩面派的手法。④
另據康澤在有關此事的回憶資料中談：
西安事變訊息傳到南京後，……他（即戴季陶——
引者）主張國民黨迅速召集中央政治會議，派出總司令指揮全軍，主持一切。當天中央政治會議召開了，戴出席了會議。戴說：“明朝英宗為也先擒去，因後方鎮定有辦法，明英宗才能回來。要張、楊生命掌握在我們手上，蔣介石生命才能保。現蔣介石為張學良、楊虎城所劫持，那是很危險的。現在希望全黨全軍要鎮定，不要動搖，迅速派兵包圍西安，將張、楊生命掌握在我們手中才行。”
當時大家無意見。第二天開會討論，孔祥熙出來說：“不要這樣急，蔣介石生命要緊，急很了，蔣介石就沒有命了。”戴說孔祥熙的話完全是外行。戴又說：“這件事非採取主動，非用兵不可，否則很難挽救蔣的生命，因張、楊的生命未掌握在我們手中。”說完這幾句話後，戴即向孔祥熙恭恭敬敬地作了三揖，離席了。⑤
關於戴季陶以當眾磕頭的辦法敦促武力討伐之事，黃紹竑（當時他以何應欽預定的參謀長資格參加了孔祥熙公館召集的這次高階會議——引者）也有記載，他說：
這次會議是孔祥熙根據宋美齡的要求召集的，他提出要在討伐之前，研究如何進行和平營救蔣介石的問題。
與會者大多數都贊成和平營救，何應欽雖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對。戴季陶原來堅主討伐，這次他在討論未決的時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當的時間，又走出來，跪下向大家磕了一個響頭，他說：“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薩，去拉薩拜佛有三條路：一是由西康經昌都，二是由青海經玉樹，還有一條是由印度越大吉嶺，這三條路都可以通拉薩。誠心拜佛的人三條路都走，這條不通走另一條，總有一條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條路。”他說完又磕了一個響頭，爬起來哭喪著臉退出會場。他的這一做作弄得大家都很愕然。仔細分析戴季陶的用意是很清楚的。這次他也不贊成單一的硬性的武裝討伐了，主張先進行和平營救，如果和平營救無效，再進行武力討伐。他跪下磕頭和退出會場就是表態。⑥
至於何應欽，作為一個軍政部長，竟突然變成了權傾朝野的討逆軍總司令，這與他積極主戰，完全站在與以張、楊為代表的西北軍民和全國人民相對立的立場上有關是不消說的。他之所以主張討代，不排除別有用意。但他是否果真象有人所說的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援下，以“討逆”為名，陰謀發動大規模內戰，“不惜玉石俱焚”，置蔣介石於死地，從而取而代之，筆者沒有看到這方面的確鑿證據，因而不下斷語。但他與蔣介石有矛盾（“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蔣介石下野，何應欽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結，想脫離蔣介石自樹一幟。他違背了蔣介石的意旨，命令第一軍參加龍潭戰役，與桂系軍隊共同消滅了孫傳芳渡江的北洋軍隊，因而增強了桂系的氣勢。蔣介石的原意是要何應欽將第一軍向浙江方面撤退，讓桂系軍隊單獨作戰，好借孫傳芳的力量來消滅桂系。因此蔣介石重新上臺後，一直不喜歡何應欽。”⑦）卻是事實，加上何當時在黃埔系軍人中有一定影響，若是蔣有個三長兩短，他就可以達到自樹一幟的目的，所以對於討伐可能會激怒西安，危及蔣氏生命這一點，他並不很擔心。但說他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援下，要發動大規模內戰，置蔣於死地，從而取而代之，陰謀建立親日政權，以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等，則是言過其實的。因為從上述事實看，那時在南京，主張武力討伐張、楊“最力”的並不是何應欽，而是戴季陶和蔣介石在各地的忠實信徒。“如果說何應欽有陰謀的話，那麼正好利用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等人和黃埔系少壯派的要求，兵進西安，炸死蔣介石，以便取而代之。因為當時整個國民黨及軍政機構都不會懷疑戴季陶等人及黃埔系少壯派會有陰謀。然而何應欽不僅沒有這樣做，而是對黃埔系少壯派的上述‘過激行動’以激昂情緒進行‘撫慰’，‘遏阻’（《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這不是說何應欽反對武力討伐，是因為何應欽在國民黨政府沒有頒佈討伐令之前，認為討伐張、楊應取‘審慎’的態度。”“何應欽等人認為，張、楊軍力有限，絕非中央之敵，但在蔣被劫，安危尚不知的情形之下，‘示張、楊以力，蔣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張、楊以弱，蔣公雖在，或竟不能安返”。“對於‘討伐派’及何應欽的用心，應該說蔣介石看得再明白不過了。當端納到西安後告訴蔣介石，中央已決定討伐張、楊，蔣得知這一訊息後甚感‘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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