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婪的一面，但也還有他的特點，他的個性，他的不尋常處。他不僅膽子大，有謀略，有心計，而且也是比較機敏而又細心的；尤其是，他也很懂得籠絡人心、恩威並重和耍權術、搶機會、抓權利這一套的，而這不也正說明“他在這一方面上具有強大的慾念和野心，他是處心積慮的準備隨時隨地打破現狀的一種人物”嗎？
張作霖哪能不崛起、不飛黃騰達呢，正所謂試看脫穎亂世，從此際會風雲！
而作為張老帥之子的少帥張學良，也正是在這個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張作霖扶搖直上但卻並非沒有風險的時期投身軍旅，走進自己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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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黎汝清：《皖南事變》，上海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
② 李傳信：《張學良究竟出生在哪一年？》原載《武漢政協報》１９８７年３—４期。
③ 張高峰：《張懷英回憶大哥張學良》，載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１日《團結報》。
④ 盧廉波：《與學良哥回憶我們的童年》，載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９日《團結報》。
⑤ 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香港〕星輝圖書公司１９８６年７月出版。
⑥⑦⑧ 周大文：《張作霖集團的形成》，載《吉林文史資料》第４期。
⑨ 劉鳴九口述，武育文整理：《郭松齡反奉及其他》，載《瀋陽文史資料》第一輯，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⑩⑾ 《張雨亭將軍草莽軼聞》，見《張老帥與張少帥》，〔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出版。
張學良傳……謝謝少帥
謝謝少帥
張作霖作為奉張政權的開創者，儘管他是比較走運的，可以說是青雲直上，迅速的登上了東北王的寶座，但他畢竟也是歷盡艱險、費盡心機，才有了這份家當的。也許正是他深感世事多變，創業艱難、並自知才疏學淺難孚眾望吧，所以平時重視招攬人才，注重聽取謀士意見。他對兒女的學業也是極為關注的。尤其對張學良，更特地請省城有名的舉人，名儒作他的塾師，也正如王益知所說的：“張學良七、八歲時開始讀書，延臺安舉人崔駿聲作開蒙師，續請海誠老儒楊景鎮（雨辰）及白永貞、金梁諸人講授五經四書。學良穎悟異常，多所記誦……還有金梁（息候）亦曾教過張學良。據其所寫資料，‘張學良十二、三歲即從我學文，能作千言，下筆頗快’，又說，‘漢卿英敏過人，尤嗜文藝，銳氣革新，餘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共續輯書目，修奉天通志，設故宮博物館，復興翠升書院，皆次第舉行’。所說多是張學良掌握東北政權以後事。如翠升書院曾聘王晉卿、吳摯甫諸名家主講，瀋陽故宮博物館長由金先生擔任。惟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瀋陽原有四庫全書一部藏於故宮文溯閣故名），徒託空言，未能實現。”①無疑地，這些名師的教導，使張學良打下了比較紮實的國學基礎。後來在囚繫中他遍覽古籍，尤愛研讀明史，有時還寫點古典詩詞，想來與他早年的舊文學功底不無關係吧？
然而，當他步入社會，開始了他那走南闖北的軍旅生涯時，他卻更注重實際了，有人向他宣傳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他不愛聽；什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類的說教，他也覺得頗似空談。他常說：“天下是馬上打來的，主義有什麼用？”還說：“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我們也有我們的一套，主義不主義，不相干，各照各的幹。”
莫非他真的是主張閉關自守、拒絕接受一切新事物嗎？那倒也不是，對於國內外的新的科學理論和技術，對於外文（他有較好的外語基礎，尤長於英語，據說西安事變時，他與宋美齡、端納談話時，就常常講英語；後來在幽禁中，他還訂了英文的《字林西報》。）的學習，他卻是很努力的。而這個基礎，正是在青少年時代打下的。就說學英語吧，他就起步早，“初由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長徐啟東擔任教師。王正廷之妹亦教過一個時期。至於重點學習英文，是在瀋陽基督教青年會。”②當時，張學良曾任瀋陽基督教青年會董事，會中有專設的英文夜校，所有課程全由外籍幹事親自講解。後來，赴美國留學歸來的閻寶航，作了青年會的總幹事，“他每天教張兩小時英語，旁及國際情況，西方風俗習慣，使張之常識有所增益，對於教會有所理解，終於受了基督教的洗禮，是不無影響的。”③這也就是說，他那時積極參加基督教青年會，主要並不是為了信教，而是為了學習西方，學習外語和一些新的科學知識。及至隨後子繼父業，成為東北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時，在他身邊工作的顧問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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