嗎？你有什麼權力代表野戰軍表態支援某一派，反對某一派？你難道不懂組織原則？沒有經過軍黨委討論就敢擅自做主？”
馬天生微笑著反駁道：“李軍長，你因病住院期間，按我軍條令就是暫時停止行使指揮權。我作為這個軍的政委當然要主持全部工作了。這點，你應該沒有異議吧？”他停頓了一下，又軟中帶硬地說，“李軍長在住院期間大概沒看報吧？你恐怕對當前形勢缺乏瞭解，中央‘文革’小組三令五申，解放軍要支援革命左派，作為臨時主持工作的政治委員，我執行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何罪之有？支援革命左派不是隻用口頭上的支援，而是要拿出切切實實的行動來，軍隊支左的意義是什麼？還不是因為軍隊是握著槍桿子的武裝集團？換句話說，就是用槍桿子去支左，革命左派在遭到反革命組織的進攻時，解放軍就不能袖手旁觀，就應該堅定地和左派站在一起，打退反革命組織的進攻。不如此，我們就要犯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1927年大革命失敗，不就是因為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下令工人糾察隊放下武器造成的嗎？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呀。最近江青同志也肯定了‘文攻武衛’的口號，並作出了重要指示，江青同志是這樣說的：‘我記得好像是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作‘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不能天真爛漫，他們不放下武器，拿著長矛，拿著大刀，對著你們，你們就放下武器，這是不對的，這是要吃虧的，革命小將要吃虧的。老李呀，你我都是受黨多年教育的老同志了，江青同志是誰？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夫人呀，她的話是代表主席的呀，對毛主席的批示，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抱什麼態度，是關係到無產階級立場的問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在這點上是沒有調和的餘地的。”馬天生不溫不火、語重心長的一席話噎得李雲龍半天沒說出話來。
一談政治問題、理論問題，李雲龍就處於下風了，他自己腦子也在糊塗著呢，能找出什麼話來反駁？馬天生說得沒錯，支援左派和“文攻武衛”的口號又不是他馬天生髮明的，他執行中央“文革”指示也沒什麼不對。李雲龍一時說不清楚，但總隱隱約約感到有什麼不對勁兒的地方，得慢慢理出頭緒來，軍隊的最高指揮機構是中央軍委，按照我軍的建軍原則應該是黨指揮槍，那麼黨中央的政治局應該是最高決策機關了，但是且慢，現在又出現箇中央“文革”小組，一切政策性的批示均來自這個“小組”。它的權威似乎是至高無上的，那麼中央政治局哪兒去了？是撤銷了還是解散了？沒人告訴你它的合法性是否還存在，同時也沒任何檔案表明中央“文革”小組算是最高權力機關。偌大的一箇中國誰能鬧清楚最高權力機關是什麼？別說李雲龍稀裡糊塗，當時的中國沒幾個人能說清楚，誰要是傻乎乎地拿著本《憲法》說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是人大常委會，這是憲法規定的，那麼大家肯定以為這傢伙神經不正常，在說胡話呢。憲法是給外國人看的，拿到國際上意思意思就成了，誰會摳著憲法較勁？
李雲龍昏沉沉猶如一盆漿子的腦子裡突然裂開了一道細細的裂縫，一道理性的微光隱隱約約地透過縫隙射了進來？他似乎有點兒明白了，不能鑽進事物組成的亂麻裡去考慮問題，你要跳出亂麻置身事外去考慮問題，別糾纏在表面的小事上。聽誰的，不聽誰的，什麼是最高權力機關，誰是左派，誰是右派，誰革命誰反革命，這統統不重要，關鍵是誰擁有了評判權和解釋權，斯大林那句話說得可謂精闢：“勝利者是不該受到責備的。”想到這裡，李雲龍算是明白了，這個世界上的事原本很簡單，是政治家們故弄玄虛，把原本簡單的事弄得複雜化了。話又說回來了，要是光喊喊口號，寫寫大字報，革革文化的命，那麼誰願意革命就革命好了，反正閒著也是閒著。問題是這兩個造反派頭頭已經不滿足於革文化的命了，他們要搞武裝革命，而且動靜越鬧越大，要動用坦克大炮了。這就觸犯了大多數原本想過安分日子的老百姓的利益了。革命了一輩子的李雲龍終於對“革命”這個字眼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制止這種胡鬧式的革命，儘管這樣做要承擔極大的風險，甚至有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李雲龍盯著對面的馬天生，突然覺得這傢伙挺可憐。他想，就算我李雲龍文化低，可我學會了思考，可你狗日的倒是一肚子的學問，講起革命和理論來頭頭是道，可那是你思考的結果嗎？你頂多是個學舌的鸚鵡罷了。你那些理論哪個是你自己思考出來的？他真的可憐起馬天生來了。
他調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緒，和風細雨地說：“老馬，咱們應該商量一下，武鬥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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