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這個決議的貫徹，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得到進一步加強，為繼續深化改革，加快發展，創造了良好氛圍。
資料：改革三十年回首1
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至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有了30年。30年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起伏跌宕，精彩紛呈，充滿戲劇性。其中有成就，有經驗，也有失誤和教訓。比較中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這兩大改革的鴻篇鉅製，經濟體制改革成就卓著，耀眼奪目；而政治體制改革則步履蹣跚，充滿曲折，至今似乎仍然不得要領。特別是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政治體制改革愈益冷靜，差不多已經從人們的話語甚至思考中消失了。不過，畢竟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進行到相當的深度，政治體制改革的相對落後對整個改革造成了拖累這一點已經非常明顯，政治體制改革不僅亟待著手進行並且還需加緊進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越來越凸現出來。政治體制改革成了中國改革與發展的關鍵。
社會系統是由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構成的。不同的社會系統根本區別就在於其制度體系的性質與功能不同。從廣義上講，每一個特定的制度體系（社會形態）中的各項具體制度，相互間應該是協調的，作用應該是相互促成和互補的，互動應該是良性的。制度間的協調性和良性互動出自於制度的對稱性。在制度對稱的狀態下，社會處於“全制度要素”治理狀態，各項具體制度相得益彰、相輔相成，效用放大，此即所謂的“良治”狀態。反之，在制度不對稱的狀態下，各種制度互相耗損，效用彼此抵消，社會治理就會出現混亂。社會是統一有機體，各個制度領域之間密切相關，如果這種相關是對稱的，社會發展就是良性的。社會各個制度領域又具有相對獨立性，所以可能出現不對稱現象。如果不對稱出現，則發展就是不良的。不同的制度從對稱到不對稱再到對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之一。迄今為止，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是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制度，這兩大基本制度客觀上必須是要有對稱性的。這種對稱性——人們一般稱為“適應性”——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馬克思主義顯然也注意到了制度對稱問題。馬克思認為，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這裡，馬克思實際上就是講的制度的對稱性。
目前中國的經濟基礎已經從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上層建築必然、也必須發生相應的變化，否則，舊的上層建築就會對新的經濟基礎起阻礙乃至消蝕作用。就目前看，由於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中國經濟與政治這兩大基本制度已經出現了嚴重的不對稱。如果這種情況長時間得不到改變，在制度對稱規律的作用下，必將出現經濟制度的逆向調節，以適應政治制度對經濟制度的要求。鄧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警告說，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不改革是不可能實現社會的整體進步的。
政治體制改革已為歷史發展的程序客觀地提出，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對此順之則昌，不順則必不昌。隨著中共十七大的召開，春江又到水暖時，政治體制改革又將會有所動作。在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的今天，為將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健康積極地向前推進，對政治體制改革程序進行一番回顧、總結與思考，很有必要。
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歷程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30年的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探索啟動期，時間大致是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5年。
這一階段的起點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2月，鄧老為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一般認為，這個講話應該被看作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鄧老在講話中指出，過去黨內確實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官僚主義，許多重大問題往往是一兩個人說了算，別人只能奉命行事。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所以，“為了保障人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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