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制是封建社會的支撐，家庭的穩定代表了男權制社會的穩定。恩格斯生動地闡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之所以穩定的原因以及社會對這種穩定的需要，雖然他的直接研究物件是從原始公社末期到19世紀初期的人類歷史，但是對於我們瞭解20世紀末期中國家庭和婚姻狀況依然有深刻的啟示意義。當然，這也不是說我們可以否定現代以來中國社會的進步。事實上，也只有在個體人的利益得到充分的理解和照顧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保證在必要的時候人們選擇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傳統社會在保障個體的這種權益的時候，是以犧牲和剝奪婚姻中女性的權益來達成的，法律出於男性利益而保障家庭穩定。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使經濟、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給中國的婚姻和家庭結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影響。人口學者唐燦認為：近三十年來，中國的家庭模式呈現多樣化，家庭規模趨於小型化，婚姻功能正逐漸在被削弱。中國的婚姻觀念發生變化，婚姻制度的重要性在下降，傳統的婚姻功能正在受到“更注重個人價值和生活享樂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挑戰，正在被削弱、淡化”。19*年12月8日，第44屆聯合國大會透過一項決議，宣佈1994年為“國際家庭年”。1993年2月，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宣佈，從1994年起，每年5月15日為“國際家庭日”。聯合國的這些舉措，是為了讓國際社會都來關注並努力解決現代家庭中所存在問題，鼓勵人們用生命和愛心去建立溫暖的家庭。
現代社會，家庭對於國家和社會的意義較之從前已經大大削弱。封建主義覆滅宣告了家族制度的覆滅。隨著君主政體的解體，領主制度、世襲制的廢除，家族制度的沒落成為必然，血緣聯絡對於人類生活結構的意義開始下降，家庭的存在不再有家族的支撐，其對社會的穩定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其他政治功能就此也受到削弱。總之，現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家庭在社會中的政治功能已經漸漸地削弱了，社會生活中的一些舊的門閥制度在消除，參與社會事務是以個人身份的公民而不再是過去的家族、家庭，個人的權利得到充分體現，社會政治權利直接和個體聯絡起來，家庭不再是過去的中介作用。婚姻家庭在現代社會中已經不再是社會生產的組織者、社會秩序的維護者、社會道德的實行單位，現代社會的基本單元已經最大限度地落實到了個體的、獨立的人身上。這是傳統家庭觀念逐漸被打破的社會現實基礎。現代社會反對人對家族和家庭的依附，反對婦女對於丈夫的人格的依附，反對成年子女對於父母的人生依附。人格獨立是現代人格的核心，現代社會正是建立在這種以人格獨立為基礎的現代人之上的。無論是政治選舉，還是工業生產，無論是職業教育，還是社會保障，現代社會的立足點都是個人而不是家庭：選票直接下發到全體選民個人手中，而不是以家庭為單位投票；工作機會均等地交給社會中的個體而不是給家庭。家庭在現代社會不再具備組織者的功能，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也沒有單元功能的作用。因而，家庭的部分解體，婚姻的比例性消潰並不會妨礙社會的穩定。
由此觀之，向來以家庭為重的中華民族，家庭觀念也漸漸地變得淡薄了，所以出現了單身者，這也是有其社會發展的合理性的。傳統社會中家庭所擔負的職能在現代社會中正在逐漸地社會化，這些職能從家庭中轉移出去，一方面解除了家庭的負擔，另一方面也使家庭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下降了。
在過去20年，上海的離婚率增加了20倍，已經成為中國離婚率最高的城市。新婚姻法簡化婚姻程式和離婚程式之後，結婚和離婚更加輕率。在這種大背景下，一些人的婚姻觀念開始漸漸變化，甚至多樣化：有認識13小時就喜結連理的“閃婚”，宣告速食文化的高階化；有結了婚也堅決不睡在一張床上的“無性婚姻”，保護各自自由並預防艾滋病；有領了證也只在週末歡聚的“週末夫妻”，成為某些中產捍衛私人空間和時間的生活方式……各種影視作品和社會個方面都反應著這些婚姻模式與問題的演化，正是這種現狀的投射。道德判斷在這裡無所作為，我們只看到困惑、不確定的婚姻和現代人的迷茫。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影響下，中國的婚姻和家庭領域正在明顯地發生著適應性的演變。這種演變為強烈的功利所驅動，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生產經營方式為背景，以擴大化的人際關係活動為中心，以開放式的現代婚姻家庭觀為先導，以多樣化的結構性漸變為過程。其間管在婚姻家庭領域存在許多問題和不盡人意的表現，但中國婚姻家庭的穩定結構已經受住了市場經濟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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