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兼顧人己兩個方面，不是隻為自己打算。他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想在事業上得到成功，也要幫助他人得到成功；自己想顯達於社會，也要幫助別人顯達於社會。這裡強調的是關心他人，幫助他人，是一種利他精神；所反對的是隻顧自己，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事也不肯做的利己主義。
孔子呼籲“仁者愛人”是有針對性的。在那人吃人的社會里，誰沒有得到社會的愛護？當然不是統治者，而是被統治者，所謂“愛人”實際上是要求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發一點善心，把他們當人看，不要加重對他們的剝削壓迫。孔子要求統治者要剋制自己的貪慾，反省自己的過失，使自己的行為符合那時傳統的道德規範。孔子希望在位的統治者都成為“仁者”，具有恭、寬、信、敏、惠的美德。這五種美德對統治者是非常有好處的：“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澤足以使人”。
“仁者愛人”並非空洞的口號，有實際的內容。孔子要求統治者關心民間疾苦，“博施於民而濟眾”，即把自己多餘的錢財拿出來幫助缺衣少食的“民”，讓“眾人”得到好處。孔子已經注意到了社會的分配問題，認為當時的貧富懸殊極不合理。他說，社會財產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平均分配，社會就安寧了。如何平均呢？“博施濟眾”便是一法。均財富，損有餘，補不足，讓百姓得到實惠，這才是“愛人”。
另外，孔子還主張“節用愛人”。統治者驕奢淫逸，揮金如土，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他們所消費的東西是從哪裡來的？不用說是從百姓那裡搜刮來的。他們的花天酒地要以百姓的“啼飢號寒”為代價。統治者的奢侈就是百姓的災難。孔子看到了這一點，便提出“節用愛人”的問題。只有“節用”，剋制統治者的貪慾，才能減輕百姓的負擔，這樣就等於愛護了百姓。可見，“節用”就是愛人；反之，奢侈則是害人。
孔子仁者愛人（2）
孔子主張“使民以時”、“不誤農時”，這也為了“愛人”。在孔子的時代，一家一戶的小百姓每年要無償地為統治者服勞役，而且農忙時節也要服勞役。這樣，嚴重影響了耕播和收穫，給千家萬戶造成了損失。孔子並不反對服勞役，但反對在農民大忙的時候抽走勞動力，在孔子看來，作為統治者，做事要考慮到百姓的利益，百姓服勞役必須是在農閒的時候。
由上可知，孔子提出的“仁者愛人”是在對苦難中的百姓起保護作用，維護著百姓的實際利益，在為百姓講話，抑制統治者的貪慾。這個主張意在緩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具有社會的進步意義。
“仁”是一種美德，同時還是人的一種本性。在孔子看來，正因為人有這種美好的本性，人才不是動物，所以孔子說：“仁者人也”。這裡，孔子從人性的角度，進一步闡述了仁的重要性。
“仁”既然是人的本性，人的美德，那麼，作為一個人就不要違背“仁”，違背了就會做不仁的惡事壞事。仁之於人，猶如空氣和水，誰也離不開，哪怕是一頓飯的工夫也不可離開。當你匆忙的時候不要忘了它，當你在罹難顛沛流離的時候也不要拋棄它。人活著要不違仁、不棄仁，永遠與“仁”同在。
應該一生追求“仁”，為社會和人類做出貢獻，為了“仁”要肯於犧牲自己，不計較個人得失，見義勇為，乃至犧牲自己的生命。孔子說得好：“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種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精神形成了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宋代范仲淹講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明末清初顧炎武講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這種傳統美德的體現，首先考慮的是天下國家，是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生存，而不是個人的安危和榮辱。他們把孔子提倡的“愛人”推及到愛整個國家民族和全民眾生。
以政為德
魯國有位公卿貴族叫季康子，掌管朝政，治國的重任自然要落在他的肩上。如何治國呢？他去請教有學問的孔子，說：“我想殺掉一些壞人，親近一些好人，你看怎麼樣？”孔子不以為然，回答說：“你治國當政，何必一定要大開殺戒呢？最好的辦法是為官的人要帶頭行善做好事，只要你從善，百姓就會跟著學你從善，這就看你往哪條路上引。在位者的高尚道德好比是風，小百姓的道德趨向好比是草，風往哪邊吹，草就往哪邊倒。”這裡講了一種治國者的導向作用。
這番話，道出了孔子的心聲，他反對亂殺人的暴政，主張寬大為懷的德政。他說：“為政以德，統治者就像明亮的北極星，安然地在自己的位置上閃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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