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了。
1998年11月，我自以為有三條感覺良好的充足理由。首先，我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法文也能唬著不懂法文的人，我可以非常輕鬆地看懂所有英文刊物，所以我作內容策劃是沒有問題的。二來我在紐約上的中學，每學期去三次當代藝術博物館，聽一次大都會的歌劇，我上的大學是羅斯福和肯尼迪兩任美國總統夫人的母校，還出過兩個女文豪，在這種教育下我的品位能差到哪裡？就更不用說我這個書香門第的出身了。最後，我有十幾年的商業經驗，知道什麼是現金流，而國內那個編輯又能夠如此精通商務？看樣子辦刊真是非我莫屬了。
而實際上我的辦刊能力是王府井街頭任何書報攤販能一語道穿的。我到現在後悔自己沒有能夠早點覺悟，辦刊交的學費遠遠超過了留洋的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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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學，瓦瑟大學，坐落在紐約州北部，非常破落的一個工業小鎮上。這個學校和她的環境格格不入，外面一片蕭條，除了快餐，連個像樣的餐館都沒有。而希臘船王的後代經常開著敞篷賓士在鎮子附近飆車。全鎮的酒吧充斥的都是已經失業，痛恨另類和移民的“紅脖子”，而我們學校40％的男生裡面有一半是同性戀，瓦瑟大學是美國惟一一個沒有橄欖球隊的大學。
馬修·瓦瑟先生是學校的創始人，他是一個啤酒商，發財以後於1861年建立了這個女校。原來應該是培養夫人完成學校，英文叫Finishing
School，就是給有錢人家的女孩再塗上一層文化外衣，完成一下。我是瓦瑟大學84屆的畢業生，而我上學的時候，這個學校已經和其創始時候的教育理念差得很遠了。
瓦瑟的改變在二戰以後，60年代的時候瓦瑟大學出了一個作家，瑪麗·麥卡錫。她寫了一本書叫《THE
GROUP》，裡面描寫了四個瓦瑟大學畢業生在走出校園之後在社會里混蕩的故事。當然，書裡最尖銳的是麥卡錫冷酷地形容這四個人形形色色得逞和沒有得逞的性活動。由於這本書的轟動效應，瓦瑟大學女生從此得到了比較“開化”的名聲。學校的看家學科和其形象也非常吻合，藝術史、英文是全美國都是叫得響的。
1981年我入學的時候從來沒有聽說過瑪麗·麥卡錫是誰，也不知道這藝術史到底教什麼東西，我去瓦瑟大學是因為學校給了我全額獎學金。
我是9月的一個下午扛著鋪蓋捲入校的。由於是轉校生，沒有來得及選宿舍，就被分配到女生宿舍一個拐角裡的小屋子。後來我才知道，酷人都要住主樓，至少要住男女生混合宿舍樓，最不酷的乖乖妞和女同性戀死黨才會選擇住女生宿舍樓。
這裡和我原來上的州立學校簡直天壤之別。每個宿舍樓都有一個穿白衣服的女人坐在大堂裡面。學生們叫她們為“白衣天使”。據說這些人都是退休護士，這樣能照顧學生。她們幫我們這些沒錢在宿舍裡裝電話的學生接電話，有任何生活問題都可以找白衣天使。我們還有一些“綠衣天使”，她們是打掃衛生的阿姨，通常有很濃厚的東歐口音。每個樓裡有一個共用的客廳，客廳裡有一臺小三角鋼琴。學校的主樓裡有一個很大的鋪著深紅色地毯的客廳，叫玫瑰廳，每天下午4點可以在那裡喝下午茶，吃黃瓜三明治。而我原來的學校，宿舍大堂裡面只有缺胳膊斷腿的桌椅板凳和滿牆的塗鴉之作。在瓦瑟大學這種環境中讀書，你一輩子都有一種擺脫不了的優越感。
最難忘的老師
我總覺得優越感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和自信完全不同。如果兩者中讓我選一個，我想自信更實惠一點。家庭、相貌、文憑都可以予以優越感，但是這和本人沒有什麼關係，瓦瑟大學給我的優越感來自於她的三角鋼琴、紅地毯和黃瓜三明治，而我的自信來自於瓦瑟大學給我的教育。
梁喜輝教授是我這輩子最難忘的老師，至於他是一箇中國人完全是個偶然，因為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都不大會講中文。大三的第一個學期我選了歐洲近代史，當一個瘦瘦的亞洲人走進課堂，我多少有點失望，我當時期望著一個我能愛上的紳士教這門課。梁教授講課就是講故事，他有一口標準德國口音的英國英語，下課前總結幾句，然後就把一班學生派到圖書館的典藏室去看書去了。他在黑板上寫的東西根本無法作筆記，如果這堂課時間再長一點，他在黑板上的塗鴉就和傑克遜·波拉克的畫有一拼了。
期中考試前，我們有一道作業，就是一篇叫“WHAT
IF（假設）”的作文。梁老師要我們假設二戰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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