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特技表演，我要匡正臺灣的政治風氣，為臺灣人民‘洗腦’，樹立新領袖的標竿。 換言之，我參選就沒想過能當選。這麼多臺灣的重要人物怕我，我怎麼能當選？政治永遠不是小民說了算，可所有的政治家都在表演給小民看。”
“‘一國兩制’是臺灣和大陸人民唯一幸福的明天，除此以外的戰與拖都會使人民遭殃，而那些滿口信念與仁義道德的政客則毫無損失，他們從不關心人民疾苦，就像根本不在乎自己受否遺臭萬年！我李敖是個什麼主義者，很難用一句話概括，既然我未能成為總統，那我的政見對臺灣人民就沒有任何價值了，但只要我還活著，我的政見就絕對是臺灣當局最關注的。有人見我罵國民黨，就說我是中共同路人。我看不起這樣的邏輯。”
“1982年3月16日，李寧代《政治家》訪問我，說：‘你的確是個很好的宣傳家。是你的性格如此嗎？還是另有原因？’我答道：‘當然一部分是我的性格，另一個原因是我的戲。’‘我出道的時代跟胡適不一樣。胡適那時代的知識分子很受尊重，而胡適出來時就是大學教授，當然容易造成一個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斷有訴訟、不斷有花邊新聞，不可能有好的形象。可是這有助於我的發言權，當輿論這樣封鎖我時，它還是無法完全拒絕我，還是要登我一個百分比，因為它忍不住不登嘛！’”
“現在我眼看著蔣介石死掉了，他兒子死掉了，他孫子也都死掉了，連私生的孫子也死掉了，都不在了，剩下的，也都老的老、死的死，我的敵人等於都沒有了。他們不是我的敵人，但是他們曾經攔過我的路，我現在也老了。我認為對邪惡、對黑暗，你表示沉默、表現出閃躲、與世無爭，你就是共犯，是罪惡和黑暗的共犯。壞人做壞事，你看著他做（而不阻攔），你就是共犯。所以我才力竭聲嘶，要出來講話。
“我對政治家有種天生的厭惡與不信任。我對大陸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沒有任何瞭解，也沒有興趣，所以無法發表任何看法。我走上講臺，裝裝學者；下了講臺，做做文人；沒錢的時候，做點生意；有機會的時候，想做‘總統’。我的學術信仰是什麼？這麼複雜的問題，通常留到我死後，由那些被我罵了一輩子，也罵了我一輩子卻沒辦法把我打倒的人為我評說，我只躺在棺材裡笑。”
“我過去在臺灣連續55年，一天都沒離開。我過去早就被抹紅了。他們不會懷疑這一點。因為過去在國民黨白色恐怖時代，我坐牢的罪名是‘###’呀。當然這是假的罪名，牢是真坐的。所以，今天這些所謂‘###’分子，他們比起我來差得太遠了，因為我還坐了假（罪名）牢，他們連假牢都沒坐過。
“真正的英雄好漢，你要獨來獨往嘛，像我這樣。可是像我這樣，他們基本上要落選的，要用反民主的方法把你擠到邊。上去我這也算是運氣好，也算是特別的異類，所以只能由火車頭變成火車尾才能當選臺灣‘立委’。我是在談笑之間當選的。我不依靠黨派，不放鞭炮，不握手，不作揖，不拉票，不成立總部，不搞宣傳車，也不用電話拉票。所以我講笑話說我當選是沒天理的。可是像我這麼優秀的人不當選也是沒天理的。所以只好當選最後一名大家都比較能接受。
自述：鄧小平不是說得很清楚嗎（2）
“我進去以後（指參選臺灣‘立法委員’），我會練習去影響他們不要作敵對的，因為他們跟我敵對的結果就是殺來殺去的。可是事實上不可能殺去，因為我殺來的時候，他們已經被我消滅了，所以不發生殺去的後果。可是我覺得我應該爭取他們，使他們覺得不要再偏離這種真正的世界大氣候的主流，不要關著門自己做皇上、做皇帝，沒出息。臺灣人不要這麼笨。我想我在這方面可以影響他們，使他們迴歸到大家對整個中國人的處境有一個好的態度。這也是我競選的標語，號召的就是向老共（共產黨）要和平，向老美（美國）要公平，向民進黨要太平，心懷不平的每一個人和李敖一起抱不平。這是我的構想，我想我會實現這四個構想的。
“我不代表對兩岸問題不敢講真話的泛藍，更不代表極力去中國化的泛綠，但我敢於稱自己為泛紅。兩岸問題將是我在‘立法院’問政時的第一優先議題。我自信有能力打破‘立法院’談兩岸和平統一色變的所謂寒蟬效應。
“跟共產黨的關係講任何公道話或正確的話都會被戴帽子，打槓子，會被打壓，被汙名化。所以，大家不敢講真話了。我覺得，我有最好的一次機會可以堂堂正正地把兩岸關係的正確方向指出來，並且加以證明。這就是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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