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的咖啡廳總數將超過美國。中國對國際品牌也很開放，無論是品牌產品還是品牌人物。宏偉壯觀的高樓大廈和突飛猛進的發展是新中國的標誌，這其中大都有外國建築師的參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是中國向世界展示形象的重要場合，為此北京曾經選擇了好萊塢著名導演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來執導。中國給一位外國人如此重要的角色，這在日本或印度是無法想象的。
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財富持有者。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萬億美元，比位居第二的國家（日本）多50％，是歐盟所有國家外匯儲備總額的3倍。擁有如此鉅額的外匯儲備未必是明智之舉，但它確實表明：無論遇到任何動盪或危機，中國都將表現出非同尋常的恢復能力。總而言之，這一切使中國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國家：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最大的產品製造國、第二大消費國和最大的儲蓄國。但中國不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的超級大國。從軍事、政治或經濟等任何角度衡量，中國在幾十年內都不可能超過美國，更不用說在所有領域都獲得支配地位了。可是，中國正在一個又一個領域成為世界第二大國，這將為國際體系注入全新的要素。
中國的發展體系（1）
許多人對中國的經濟紀錄表示懷疑。一些記者和學者聲稱，中國的統計資料有摻假的成分，*現象屢禁不止，銀行業岌岌可危，區域矛盾日益尖銳，越拉越大的貧富差距潛藏著危機，總之，中國已經千瘡百孔、積重難返了。必須要指出的是，持這些觀點的人太多了，而且已經反覆講了20年，但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的核心預測—政權危機—並沒有發生。中國是有很多問題，但它有一樣東西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望塵莫及的，那就是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中國把餡餅越做越大，這就使其他一切問題—無論多麼嚴峻—都在某種程度上更加可控了。在對中國的批評者中，學者裴敏欣是最聰明的一個，但就連他也坦率地承認：“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做法是最成功的，這遠遠超出我們任何人的想象。”
令人吃驚的是，作為一個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國並不諱言它接受了市場經濟。我曾經詢問過一位中國官員，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最佳途徑是什麼。他回答說：“我們必須讓市場來發揮作用。市場會使人們離開土地、進入工業，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從歷史上看，這是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唯一途徑。我們必須繼續推進工業化。”當我向印度或拉丁美洲官員問同樣的問題時，他們的回答則非常複雜，大談特談農村福利、貧困補助及其他類似的做法，但所有這些做法都在削弱市場的力量，扭曲市場驅動的工業化這一歷史性—同時往往也是痛苦的—程序。
然而，中國的做法與許多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所倡導的理念並不相同。後者要求在各個領域同時進行改革，有時又被稱做“華盛頓共識”。最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做法不同於葉利欽執政時期俄羅斯採取的“休克療法”。中國領導人曾經認真地研究過休克療法，並且經常將其作為反面教材引用。中國領導人的看法與斯特羅布·塔爾博特①的精闢論斷不謀而合。塔爾博特在克林頓政府中供職期間，曾經對休克療法做過這樣的評價：“太多的休克，太少的療法。”中國沒有轟轟烈烈地進行改革，而是選擇了一條循序漸進的道路，我將它稱為一種“擴大分母戰略”（Grow…the…Denominator Strategy）。在這種戰略指導下，中國沒有急於關閉經營不善的企業、勾銷不良貸款或大規模地進行私有化，而是奉行一種“繞開虧損領域發展經濟”的政策，以便使這些不良領域在整個經濟（分母）中所佔的比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小。這樣一來，中國贏得了逐步解決這些問題的時間。直到現在，中國才開始整頓銀行業和金融部門，比大多數專家強烈主張的時間整整晚了10年，而且採取行動的步調還遠遠慢於專家們的建議。但是，目前與10年前相比，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翻了一番，多元化程度也已經非常高。在此經濟背景下，進行此類改革的條件終於成熟了。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如今已經沒有人指望中央計劃再發揮作用了。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央計劃確實已經不起作用了，就連在中國也是如此。事實上，中國政府對全國的瞭解和控制程度並不高，遠遠低於它自己的期望和外界的想象。舉一個數字就能充分說明問題。在中國，中央政府掌握的稅收收入只有大約50％；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按照國際標準衡量，美國聯邦政府是一個弱政府，但它掌握的稅收收入卻佔全國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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