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適用。工人為什麼從工廠跑掉？為什麼日本工廠裡的工人不跑？美國工廠裡的工人不跑？因為在人家那裡，工人到工廠上班，他們從這種活動中得到的“個人回報”和“社會回報”是接近的。在中國，工人去上班，如果拿600元的月薪的話，能養活自己就不錯，根本無法照顧家庭。他們從自己的勞動中得到的“個人回報”，和他們所創造的“社會回報”（即對社會的貢獻）相距太遠。所以人家才會跑掉。這麼簡單的道理，難道張五常這位自稱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真搞不懂嗎？
張五常還說：“北京有很多智囊……要搞什麼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麼最低工資，還有什麼反壟斷法。”那麼請問，現在哪個發達國家沒有福利制度？沒有最低工資標準？沒有反壟斷法？以美國這個沒有全民醫療保險，福利最少，最講究自由競爭的西方發達國家為例。其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醫療保健（Medicare）、醫療補助（Medicaid）這三大“福利”，就佔去了聯邦政府財政收入的36％，達到萬億美元，與中國的國民經濟總產值已經相距不遠。相比之下，在伊戰打得正酣，軍費猛增之時，國防開支才佔政府財政的20％。最近眾議院以315對116的壓倒多數，透過了法案，要求在兩年內把最低工資從每小時美元提高到美元。再看看反壟斷法，從比爾·蓋茨到希望互相就獎學金問題達成協議的大學，都要受其約束，接受調查。如果沒有反壟斷法，如果市場被幾個像張五常那些只肯給工人600元的朋友所壟斷，還怎麼自由競爭？
看看中國近四分之一世紀的經濟起飛就知道：中國的財富翻了幾倍，靠的是勞工們辛辛苦苦製造的衣服、鞋襪、玩具……但是，我們並沒有造就世界一流的企業，沒有世界一流的名牌。這說明，目前中國的經濟成就，主要是勞工的血汗，不是企業家的創意。否則就無法解釋這麼大一個經濟體沒有世界一流企業的現象。但是，這些為中國的經濟奇蹟立下首功的勞工們，“個人回報率”太低，權利太缺乏保障。這是中國當今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我在《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和《草根才是主流》兩書中反覆強調：一個國家的經濟起飛，最終不能靠幾個暴發戶，而必須靠保證普通百姓的基本權利，使他們能夠因為自己的努力而從經濟發展中得到正當的回報。中國的經濟起飛起點低，剛剛從飢餓中倖存下來的老百姓，對“個人回報”的要求並不高。他們願意拿比別人更低的工資而更努力地工作。中國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搭了他們這種工作倫理的便車。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誰也不能永遠坐車不花錢。中國的百姓看到了身邊的變化，看到了社會積累的財富。他們開始尋求自己正當的回報。像張五常這樣的老爺們，該給自己的車伕付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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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爾與東莞民工
最近，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到廣東東莞走穴賺錢，引起一陣媒體風暴。有說他二十分鐘講演進賬五十萬美元者，有說他三小時活動收入二十四萬英鎊者。
國外的政治家退休後利用自己的聲望進行商業性演講、掙點外快，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比如，2005年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多倫多演講，收費三十五萬美元，次日跑到加拿大的另一省份阿爾伯特演講，再收三十萬，兩天掙了七十多萬美元，一度成為新聞。美國前副總統、諾貝爾獎得主戈爾，一場演講收費十萬美元。不過，布萊爾的東莞之行，價碼實在太高。第一，他和克林頓同為前國家元首，而英國的ＧＤＰ不及美國的六分之一。克林頓是地道的世界領袖，布萊爾則不過是個國家領袖，怎麼講演費比克林頓高出二十萬美元？第二，克林頓講演收費，主要是在發達國家。三十多萬固然不是個小數，但大致不超過當地人平均年收入的十倍。加拿大人當時平均年薪，在三萬美元以上。布萊爾的五十萬美元，合人民幣三百七十多萬人民幣。如果東莞人平均年薪有這十分之一多，即四十萬左右，布萊爾的講演費雖然駭人聽聞，但總還說得過去。但是，東莞人究竟掙多少呢？
我曾一直主張中國要早日走出低薪陷阱，讓更多的人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許多經濟學家則指出我的說法不現實，稱中國企業支付不起高薪，甚至有說人民幣如果升值幾個百分點，許多企業就要破產等等。不久前，張五常更是大放厥辭，稱中國的許多貧困現象是自願的，比如他的朋友在東莞開廠，給六百多塊的月薪，居然招不到人！放著這樣的錢不去掙，你窮還不怪你自己嗎？
布萊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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