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主演，我扮演一個女配角。同臺演出的還有李波、齊心、王亞凡、陳若飛、肖甲、周冰等。齊心和李波、陳若飛也都是我在延安相識多年的朋友，喜歡在一起聊天。1946年5月至8月，我帶職到中央黨校文藝工作研究室學習。延安平劇院有重要演出時，我還參加。
我在延安平劇院參加演出的最後一個戲，是陳白塵編劇、特邀劉鬱民導演的大型現代諷刺話劇《升官圖》。我扮演馬小姐。這個戲透過骯髒的官場交易的劇情，表現了貪贓枉法、寡廉鮮恥、關係學盛行、真理良心喪盡的官僚政治現實，說明國民黨政權的*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整個統治機構的糜爛。那是一種創造性的特殊藝術形式的演出，非常受觀眾歡迎，報紙上還有評論文章給予很高評價。
那些年在延安做京劇工作，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都很差。我們在野地喊嗓子，練功、排戲都是在半山坡或平地找空場。大家跑圓場、翻跟頭、練武功等等，都是露天。後來，有過一個所謂小禮堂，其實就是一間大平房。開會、吃飯、練功、排戲，甚至內部的小型演出，都可以用這個小禮堂。在延安本地公演時候，是在幾個大禮堂裡面演，有中央大禮堂、八路軍大禮堂、邊區政府大禮堂，後來還有中央黨校大禮堂。說是大禮堂，其實，只有八路軍大禮堂比較大，別的禮堂，都挺小的。觀眾座位是用橫木板條釘的。舞臺、後臺都小得很。就是在那樣條件很差的小舞臺上，我們開始了延安早期的京劇演出。後來楊家嶺新建的中央大禮堂就大些了，條件也比較好些了。
在延安，我們也在露天的舞臺上演出，觀眾主要是黨、政、軍各級幹部和部分戰士、工人、學員。有時在商業區的舊式戲臺上演出，觀眾主要是附近農民和工商業者。去外縣和下鄉演出時，都是在臨時搭起來的露天舞臺上，觀眾除很少數當地幹部、戰士外，就都是農民了。無論在哪兒演出，我們都很受觀眾歡迎。在延安演出時，常有外縣的幹部、戰士揹著行李，走幾十里路來看戲。我們自己那時候覺得，陝北群眾對京劇像對秦腔和眉戶戲一樣喜愛，我們為他們演出時，觀眾總是非常踴躍。
調晉綏軍區平劇院，
在楊家溝聽周恩來講“竇爾敦性格”
1946年11月，胡宗南進攻延安前，我和一達都轉到山西的晉綏邊區，在成立不久的晉綏軍區平劇院工作，歸賀龍司令員屬下。我在那兒擔任研究員，仍兼做演員。在這個劇院裡，我除演出從前的一些保留劇目外，還新學習和演出了幾齣傳統戲。
1947年12月，我們晉綏軍區平劇院奉命組織了五十多人的演出隊，隱蔽行軍，夜渡黃河，到陝甘寧邊區進行慰問演出。王一達帶隊。我們先到陝北的米脂縣楊家溝為中央和解放軍總部演出。那是一個很大的村子，在山頂上。那時，中央正在召開重要會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在那兒。他們像原來在延安時一樣，還是連續看我們演出。
12月21日，午飯後接到通知，說中央領導要接見我們這五十多人，我們就集合到了一個院子裡等著，看是誰來。那院子裡的窯洞窗子，像教堂的窗戶，很好看。一會兒，賀龍同志領著毛主席來了。大家都非常驚喜，便鼓掌。一達主持了幾句，就請毛主席講話。那時是戰爭環境，要求保密，不準記錄，但還是有人悄悄記了下來。
毛主席先講戰爭形勢，說我們打仗是用大的兵力吃敵人小的兵力，統治者的力量由大而小，解放者的力量由小而大。然後又講京劇改造。他說：“你們平劇院接受舊的藝術，還要創造新的藝術。舊的藝術是有缺點的，尤其是它的內容，我看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現在看，主席的話比較偏激。他說舊戲裡，孔明一出場就神氣十足，勞動人民不過是跑龍套的，要“改造更多的舊戲”。那時我們演出的戲裡，有個《惡虎村》，講的是施公案故事。說清代江都縣令施世綸路經惡虎村時，被其護衛黃天霸的兩個盟兄弟劫進莊院。黃天霸借祝壽為名，入莊探明情況，聚夥殺死兩位盟兄弟夫婦，救出施世綸，火燒了惡虎村莊院。毛主席給我們講話時說：“《惡虎村》這出戏應該把黃天霸改寫成特務。”
我們到楊家溝的第一場演出開始之前，演員正在後臺化妝，周恩來同志忽然來到後臺，說他代表中央來表示歡迎。過些天，1948年初的一天上午，他又到我們駐地來。他先走進演出隊負責人的窯洞，跟一達說，要到每個窯洞去看望所有的同志。但一達想請他講話，就建議把大家集合到這兒來。集合後，一達請他講了話。
周恩來同志講話就像拉家常，感覺沒什麼距離。他一開始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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