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月。大姐準備從那裡溯江而上去四川，我便跟大姐全家分手，自己坐火車到了河南駐馬店，家裡派人來接我，回到了老家。
抗日戰爭的大後方在四川，所以大姐夫和大姐帶著孩子們，隨著資源委員會去了成都。抗戰勝利後，大姐夫黃志烜在重慶任職於天府煤礦公司，在那邊買了房子，定居在重慶了。他又把二姐的二兒子孫濟世也安排在天府煤礦公司，任主任秘書兼營運處經理。濟世後來就留在四川工作了。大姐的孩子也都在四川那邊工作了。黃嵩生是他們的大兒子，聰明好學，正直本分，也做了高階工程師。
大姐夫沒入共產黨，但也決不入蔣介石的國民黨。他忘不了孫炳文之死。他受聘於政府機構多年，效力的是國家，而不是政黨。那些年，因為年輕時就有的*共和理想，他一直保持著對共產黨的好感。在重慶時，他給共產黨人提供過不少幫助。國民黨撤退前夕，*地下黨曾經找黃志烜，請他幫助花費金條，從渣滓洞國民黨軍統監獄往出救人。他一聽，馬上就辦，說：“快去救！”不幸晚了一步，渣滓洞把關押的共產黨人都給屠殺了。四川曾有老同志在回憶文章中講述了黃志烜的這些事。
建國時，黃志烜已六十歲。那時起，他擔任了西南煤礦管理局總工程師，負責西南幾省國營煤礦企業的工程技術開發管理。
1937年在漢口分別後，大姐到了四川，我輾轉去了延安，之後，我跟大姐有二十五年沒見面。三姐還見過大姐。那是她跟丈夫馮友蘭一起從昆明西南聯大去重慶時，住在了重慶九尺坎的大姐家裡。
我再見大姐，是1962年了。那時，大姐已入老年，想念妹妹們和在北京工作的女兒粵生，便專程從四川到北京來看我們。我去火車站接大姐，碰到我二姐的兒子孫泱、兒媳石琦也去車站接。二十五年沒見面，我一看，大姐竟已老態龍鍾，不是我小時候的印象了。我心中很傷感，不是滋味。大姐見了我和三姐，非常高興，特別親切。那次她來北京，就住在女兒粵生家。粵生雖然知道母親實際上是她大姨，但她孝順母親。大姐來北京時，曾跟我說：“我這個女兒沒白養，對我很孝順，還給我洗澡搓背呢。”“*”後期，粵生為了以家人的身份，給被*死的姐姐孫維世*，在申訴材料上開始用了孫新世這個名字。
那次，為迎接大姐，二姐的女兒孫維世做東，把二姐家、三姐家和我們家在北京的大小人口聚在一起，到四川飯店吃了一頓飯，熱鬧了一回。大姐在北京住了些天，就到河南看望老父親去了。那些年，我曾很想到四川去看看大姐，因為我忘不了小時候大姐對我的慈愛。但是，那時我的五個孩子或在唸書，或在幼兒園，經濟負擔重了一些，沒去成。大姐來北京時，跟我們約定，過幾年給父親做一個熱熱鬧鬧的百歲大壽。不料，在北京相聚後沒兩年，沒等到父親百歲，大姐就撒手人寰，離開我們了。這件事，我們始終沒有告訴父親，直到“*”中父親去世，都不知道他的大女兒已經先他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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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馮友蘭在一起，三姐任載坤一直心很安靜（1）
於是，我們六姐妹只剩下我和三姐了。三姐任載坤的生活道路是另一樣的，看似安逸，其實也都是駭浪驚濤。她的婚姻是父母之命。我父親看中了馮友蘭，就像古代時候，父親就給定了婚。訂婚前，兩人從未見面，他們於1918年在開封結婚。以後，我便按照習慣，稱三姐夫馮友蘭為“芝生兄”。
三姐也是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的。開始她在開封的河南女子師範學校當算術老師，後來有了孩子，就回家料理家務了。他們婚後生活條件不錯。我二姐夫被蔣介石殺害後，他們也在經濟上盡力支援我二姐。抗戰前，芝生兄幫助二姐任銳辦北辰中學，資助二姐的兒子孫泱在北京上學、去日本留學，又資助二姐的女兒孫維世上北京的貝滿中學。維世讀貝滿時，常回到我三姐家過週末。
三姐和大姐相貌酷似。抗戰前，大姐有時住在清華乙所我三姐家，一次出門碰見一個不認識的人跟她打招呼。那是物理學家葉企孫。葉企孫當時正要走進三姐家門，以為我大姐是我三姐——馮友蘭太太，就跟她打招呼。大姐以為只是路人禮貌，也就笑著點頭。葉企孫轉身進了三姐家，竟然看到又一個馮友蘭太太在家裡，非常奇怪。
我小時候在北京唸書時，住城裡大姐家，也短期住清華大學三姐家。抗戰開始後，大家倉皇逃難，我都沒來得及從城裡到清華去跟三姐告別。後來我到了延安，三姐一家到了雲南的西南聯大，我們好多年不通音訊。過後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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