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黨的實事求是、艱苦奮鬥、群眾路線、*作風、謙虛謹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優良傳統，傳給品質優良的中青年幹部，快馬加鞭地中興我們的偉大事業。1978年2月19日，發表了這篇長達萬言的文章，在全國引起了重大反響。
五、為“右派”*的兩次會議：
煙臺會議山重水複，民族飯店會議柳暗花明在為“*”中遭*的幹部落實政策的同時，耀邦也在考慮如何為“右派”*的問題。早在1977年到中組部工作的前一個月，他在指導有關同志撰寫落實幹部政策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時，就建議執筆者加了這樣一段話：“需要特別指出：對那些定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物件，應當真正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給他們為社會主義事業出力效勞、將功贖罪的機會。”這就為“右派”的*委婉地埋下了伏筆。
1977年12月，*調到中組部沒幾天，他就問中央組織部過去管“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國究竟有多少“右派”？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這個大案的*工作了。
1978年春天，專為解決“右派”這個大難題的會議將在山東煙臺舉行。會議由中央*部和公安部牽頭，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處理“右派”的遺留問題。
按當時掌握的資料統計，全國在“反右派”鬥爭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已先後有5批摘去“右派”帽子，尚有10多萬人必須全部摘掉帽子，並連同過去已經摘去帽子的都應給予妥善安置。
耀邦預計，由於世人不會很快擺脫“左”的束縛，這次會議很可能發生激烈爭論。他特地委派中組部副部長楊士傑和另一位幹部陳文煒出席會議。
不出耀邦所料，煙臺會議上果然發生了原則性分歧。“右派”摘帽5人小組主要負責人認為，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視他們但不搞甄別*，只對極個別確實完全搞錯了的，才可以作為個別人的問題予以實事求是地改正。中組部的楊士傑、陳文煒等人表示不以為然。在閉幕總結會上，楊士杰特地就“右派”的改正與安置問題講了話。他說：反“右派”運動已經載入史冊。今天我們對待“右派”的改正與安置問題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說個別確實完全搞錯了的才可以改正，而應當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錯多少改多少。他引用耀邦剛進中組部對他講的一句話：“在今天這樣的形勢下，再不能透過我們的手去製造冤假錯案。”楊士傑說，同時也不能因為我們工作上的疏漏，使歷史上的冤假錯案得不到理所應當的解決。他還特別強調，當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許多都是學有所長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知識不但是我們黨的財富，更是全社會的財富。對他們改正和摘帽後的安置，不能單純地只就其生活問題就地安置，而應當透過妥善安置，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與會的許多人當時還沒有覺悟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們還習慣於“句句是真理”，因而楊士傑的發言立刻炸了鍋，連採訪會議的記者也意見分歧，相持不下。會議最後仍以牽頭的中央*部和公安部的名義，向中央擬了一個《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由*中央作為1978年的11號檔案，轉發全國遵照執行。
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12）
但楊士傑和公安部部長凌雲等人對這個《報告》表示“保留意見”。回到北京後，許多同志認為煙臺會議沒有真正地解決問題，必須向中央反映會議真實情況。大家建議，由陳文煒以會議參與者身份寫出一書面反映。陳文煒寫好後，送請楊士傑過目，楊士傑簽了名，立即派人送到會議主要牽頭人的*部。*部有關人一再詢問楊士傑：這是個人意見，還是中組部的意見？
為慎重起見，陳文煒、楊士傑專門向耀邦作了彙報，耀邦看了陳文煒書面反映的副本當即表示：“我完全贊成！”事後，他又讓中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組部的名義，直接給中央寫了個報告，並把1957年10月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找出來一道附上去，再請中央定奪。
報告送上去遲遲未得迴音。耀邦隔三差五就讓楊士傑給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打電話問一問。斷斷續續地催問了3個月，終於催來了迴音：還是煙臺會議的五大部再次開會，研究“右派”改正問題。
這次會議在北京的民族飯店舉行，當五大部的人馬在那兒聚攏時，竟又發生了一場舌戰：堅持“單純摘帽論”的同志說：過去的是是非非已經過去了，沒有必要再一一清賬了；今天只要統統摘帽子，當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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