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萬套以上，加上盜版，已不止1億。活著時讀者就以“億”來計算的作家，古今中外，惟有咱們當代中國的金庸一個。金庸的小說，博大精深，無體不備。金庸寫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氣魄；寫情愛，有“直教生死相許”之深婉；寫風景，有“江山如此多嬌”之手筆；寫歷史，有“一時多少豪傑”之胸懷。更難能可貴的是，金庸在這一切之上，寫出了豐富的文化和高深的人生境界。他打通儒釋道，馳騁文史哲，驅遣琴棋書畫、星相醫卜，將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光輝燦爛以最立體最藝術的方式，展現在世人面前。中國現代文學會長嚴家炎先生，在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的儀式上，高度稱讚金庸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軍”。金庸以無可爭議的功績，被譽為“武林盟主”。金庸的創作，是20世紀後50年間，中國文學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其超越武俠、超越雅俗、把為人生和為娛樂高度統一起來的卓越成就，必將對21世紀的中國文學繼續產生強烈的影響。
繼梁金雙雄崛起香江，橫掃東南亞之後，臺灣在60年代也掀起了武俠熱潮，柳殘陽、司馬翎、東方玉、臥龍生、諸葛青雲、獨孤紅、雲中嶽、上官鼎、陳青雲、曹若冰……群星燦爛，劍氣彌空。當中捧出一輪充滿金剛煞氣的明月——武林怪傑古龍。古龍是個酒色之徒，在藝術上也不拘常規，獨闢蹊徑。他追求人物的超常怪異，精神的絕對自由，氣氛的詭譎駭人，語言的簡練機智。古龍為中國武俠小說的開放性和現代性進行了堅苦卓絕的探索，從1960年一直寫到1985年，讀者遍天下，家無隔夜糧，活活累死在寫作的辛勞中，可說是為武俠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儘管古龍的60多種作品質量參差不齊，但他仍以自己的獨門刀法稱霸寶島，與梁羽生、金庸分庭抗禮，有的古龍迷甚至把古龍的成就排在梁金二人之上。
此外，蕭逸、溫瑞安的創作也能自成一家。近來，香港又崛起一位風格奇幻的黃易，在少年朋友中頗得青睞。中國武俠小說的前景正風雲變幻，未有窮期。
50年彈指一揮間，新派武俠小說為兩岸三地及五大洲的炎黃子孫貢獻了豐厚無比的精神食糧，從鄧小平、華羅庚這樣的偉人名流到普通的民眾，都從武俠小說中獲取了有益的滋養。在歡慶新中國50大壽的日子裡，別忘了還有一支三山五嶽的好漢們組成的儀仗隊，正用他們五花八門的兵刃，彈奏出一曲慷慨悲壯的《英雄交響樂》。
英雄難得是知音金庸小說將與三國水滸西遊紅樓等一流名著永垂於人類的文學史，這已是金學研究者和億萬金迷默契的共識。然而在我們中國，對於同時代的藝術大師，要麼視而不見，要麼竭力詆譭，一定要到大師百年之後乃至千年之後，才像供奉祖宗神明灶王爺一樣頂禮膜拜，山呼聖賢——孔子活著時被各國驅逐，四處流竄，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李白活著時“世人皆欲殺”，痛呼“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曹雪芹活著時妻離子喪，粥不果腹。金庸比起他們，已然幸福百倍，所以就更為正人君子所蔑視、所嫉恨、所聲討。這是我們偉大祖國正常的現實，一點都不必痛心疾首，長吁短嘆。真正熱愛金庸、熱愛文學、熱愛學術的人，應當潛心於金庸小說原著，發微取經，不管它“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只顧我“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如此，金學才能發揚光大，日出雪消。認識到這一點，乃是目前金學研究的當務之急。
遺憾的是，大陸金學研究起步較晚，雖然有北京大學嚴家炎教授和紅學專家馮其庸等著名學者鼎力主持，但總的格局仍不夠開闊。許多金學文章或者停留於表層欣賞，或者自得於用金庸小說去圖解某種文學理論。我本人在一些大中學校和電臺電視臺做過關於金庸小說的演講或座談，聽眾和觀眾總體上仍然未能意識到自己所喜歡的正是世上最優秀的文學作品。這說明，金庸小說雖然已經擁有了億萬讀者，但高層次的知音依然比較匱乏。在這個背景下，大陸出版界推出楊興安先生的《金庸筆下世界》，無疑是具有一種“及時雨”的作用的。
楊興安論金庸，首先是從生命體驗出發，然後又迴歸到生命體驗。他論金庸，不是為了當博士，當教授，也不是為了充名流，附風雅，他是把自己幾十年讀金庸的切身感悟與幾十年浪跡社會、搏擊人生的滄桑興會結合在一起，化成一篇篇精彩的人物談，性格談，命運談。因此他的文字，既不脫離小說文字，又與現實生活血肉相連，讀來令人心爽神暢，不論你是否同意他的見地，你都會肯定，他所談的，是金庸，而不是別的。
楊興安論金庸，角度多而又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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