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黃奇彥回到南寧近郊亭子村我家裡，晚飯後，回校時已近黃昏。我們走到南寧洋關碼頭（即現在廣西軍區駐地），見那裡有很多部隊和滿載軍火的車輛。我們兩人頓時一怔，不知其究竟。過一會，碰巧遇見俞作柏的少校秘書陳叔度同志，他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同我一起坐過牢的難友，他對我們的情況比較瞭解，當我們知道他們要撤往右江地區時，我倆迫切要求同他們一起到右江地區去。他考慮了一會，便寫一條子給我們，要我們立即乘運軍械的汽車到郊區找張雲逸大隊長。這樣，我來不及告訴家人和在軍校的五哥文驄，便同黃奇彥同志登上一輛開往市郊的卡車。半個多小時後，我們順利地在西鄉塘的廣西警備第四大隊部裡找到了張雲逸同志。
我們向他敬了一個軍禮，說明來意。他看了我們是軍官學校學生打扮，又看了陳叔度同志寫的條子，便捻著山羊鬍子，笑眯眯地操著濃重的海南口音，詢問我們倆是否在大革命時期坐過牢、是否是軍校學員、是否是共青團員等問題，我倆一一作了回答後，他高興地站起來拍拍我們的肩膀說：“好吧，你們倆在大革命時期就加入共青團，坐過牢，經受了大革命的鍛鍊，很難得。歡迎你們加入第四大隊，現在，我任命你們倆為中尉副官，具體工作由大隊部副官處安排。”
我倆一聽，真有說不出的高興，立即到副官處報到。晚上，我激動得無法入眠，想不到張雲逸同志這麼快、這麼幹脆批准我們的請求，並立即委以重任。這是他對大革命時期廣西遺留下來一批幹部的厚愛和充分信任。正因為這樣，當時先後共有幾十名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青年奔赴左右江地區，參加百色、龍州起義，後成為紅七軍、紅八軍中的一支骨幹力量。
百色起義勝利舉行和紅七軍建立後，張雲逸同志擔任紅七軍軍長兼中共紅七軍前委委員，他的工作雖很繁忙，但沒有忽視對幹部政治上的關懷和培育。當時，我曾在起義前夕寫一信給張雲逸同志，向他彙報自己的思想工作情況，並大膽提出由團轉黨的要求。他接到信後，經與鄧小平同志商量，決定由他和陳豪人（軍政治部主任）、葉季壯（軍司令部黨支書）3 人組成一個審查小組，負責稽核我的歷史。他們透過調查、瞭解，很快核實我在獄中參加絕食鬥爭、不暴露身份、不洩漏團的秘密等表現，又結合考察我到百色後各方面的表現，結果，黨支部於1930年1 月初正式透過我的轉黨申請。張雲逸同志親自擔任我的轉黨介紹人。他曾找我談話，對我進行黨的性質、任務和紀律教育，並對我今後提出更嚴格的要求。那時我之所以成為該支部吸收的第一個新黨員，（軍司令部黨員有鄧斌，張雲逸，龔楚，葉季壯，後又調來鐘鼎。）這是與張雲逸等同志的熱情培育分不開的。
我人黨後不久，被調任司令部參謀處中尉機要參謀，與張軍長同住在百色粵東會館二樓上，同他一起在會館的大廳裡吃飯，接觸機會也較多。他平易近人，沒有官架子，同其他官兵一樣，同領一樣的薪餉（每月20塊大洋），同穿同樣衣服，同吃一樣的飯菜，既不抽菸，也不喝酒，沒有特別嗜好。他深知自古以來兵強第一和帶兵貴在愛兵之道，經常深入士兵群眾，盡力幫助士兵解決生活困難問題。有一次，他發現戰士們理髮的剃刀舊了，便拿出自己的薪餉，給戰士們買了一把新的，現此刀存展在中國軍事博物館裡。此事雖小事，但表露了他愛兵之心和他為這支勁旅的成長所傾注的心血！
（二）
坎坷鑄大志，險境礪將才。
張雲逸同志在關山征戰的險惡情況下，勇於“負重”，臨危不懼，泰然自若。這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1930年11月，紅七軍主力在以李立三為首黨中央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影響下，奉命北上。在轉戰桂、黔、粵、湘、贛五省七幹裡的悲壯征途中，幾乎每天都是在同敵人的險戰、惡戰和與惡劣自然環境的鬥爭中度過。
1931年2 月初，紅七軍在廣東省乳原縣梅花村（今屬樂昌縣）與敵進行一場驚心動魄的鏖戰後，冒著紛飛大雪，來到楊溪附近強渡樂昌河（又名武水），當鄧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團和五十八團一部分先渡過河時，突然，槍聲大作，炮彈橫飛，廣東軍閥部隊從韶關和樂昌乘汽車趕來，直撲渡口，用猛烈的炮火封鎖河面，不久，敵人又控制了灘頭陣地，我軍繼續渡河已不可能，紅七軍被截為兩部分。張軍長同五十八團大部分和特務連、後勤工作人員約六七百人留在河西岸，我是其中之一員（當時是二十師輜重隊長）。接著，對岸敵人往我們這邊打炮，特務連政治指導員吳西等同
本章未完，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