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的反共派頑固派他們將要矇蔽事實，造作各種報告，以便挑起更大之武裝衝突。據聞，大別山方面已有大批正規軍隊動員，並向皖東開展；反共派頑固派也正在眉飛色舞，他們仍在做更大的計劃企圖殲滅本軍於皖東。然而本軍除一方面公佈事實真相，並向各方面呼籲和平，請求和平解決外，對於從某方面而來之武裝進攻也決不畏懼，本軍只得準備一切抗抵對於我軍之任何進攻！我們知道，在目前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之時，反共派頑固派的進攻是沒有人民贊助的！我軍之自衛戰爭是能夠勝利的。所以我們不怕反共派頑固派的任何進攻，也只有徹底擊退反共派頑固派的進攻，抗戰才能堅持，團結才能鞏固，國家民族才能得救。否則讓他們猖撅下去，統一戰線就會在他們的挑撥之下破裂，抗戰就不能堅持，中國就會亡國。
然而，我們是衷心誠意的希望精誠團結，抗戰到底，我們前電請蔣委員長、李司令長官、白主任、李主席及其他各界領袖，呼籲和平，請求停止軍事行動，一切問題均由和平途徑商討解決！因此，我們更希望各界領袖、賢明人士同聲呼籲，化干戈為玉帛，固團結以抗戰，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本軍所求者為生存，為要有立足之地，為要能夠堅持抗戰，此外別無所求。我們相信：在各界同胞一致贊助，要求和平的輿論之下，衝突是能避免的！反共派頑固派是無從挑撥的！抗戰是能勝利的！中華民族是一定要獨立解放的。
淮南抗日根據地的開闢新四軍成立後，我在皖南軍部擔任參謀長。當時黨組織在大別山有一箇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員會，書記彭康，不久就改為鄂豫皖區黨委，鄭位三任書記。新四軍在江北有一個第四支隊，是由兩支武裝合併組成的：其第七團和第九團是高敬亭領導的原鄂豫皖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八軍，第八團是周駿鳴從河南竹溝帶來的原桐柏山紅軍游擊隊。
1939年5 月初，軍長葉挺到江北來視察，於5 月中旬在廬江東湯池宣佈成立江北指揮部，由我擔任江北指揮部指揮，徐海東任副指揮（時在延安），鄧子恢擔任政治部主任，賴傳珠擔任參謀長，統一領導新四軍江北部隊。7 月，以第四支隊的第八團為基礎，又成立了第五支隊，司令員羅炳輝，副司令周駿鳴，政委郭述申。第五支隊是我們獨立自主搞起來的。
抗戰初期，江北的地方黨和新四軍的關係是相互關係，不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地方黨受長江局領導，軍隊受皖南軍部領導。1937年以後，由於上海、南京失守，不少青年學生從城市撤退到農村，要求武裝抗日。如果我們當時向敵後發展，這是一個最好機會。但是由於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不敢獨立自主地發展武裝，強調發展武裝要經國民黨批准、承認。因此，雖然發展了一些武裝，但都不是新四軍領導的。其實，我們是完全可以獨立自主地發展武裝的，並不需要國民黨承認，國民黨也不會承認的，只要群眾承認就行了。我到江北後，便將第四支隊第九團、挺進團和遊擊縱隊恢復起來，並擴大了遊擊縱隊。但王明主張精兵主義，說一個支隊只要兩個團就夠了。當時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一集團司令廖磊也說：“你們沒有錢，兵要精，不要多”。在這點上，右傾機會主義者與國民黨的觀點是一致的。我曾當面駁斥廖磊說：我們的力量並不是多，而是少。你為什麼要往大別山，而不到安慶、合肥去呢？蔣介石為什麼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去呢？這是因為你們的力量不夠，怕日本打！由於東南局主要負責人什麼都講合法，怕破壞統一戰線，所以皖南軍部的武裝一點也沒有擴大。
在江北時，國民黨無理扣減我們的彈藥，我們就搞稅收，還辦了一個教導隊，把幹部訓練一月或半月後就放出去搞武裝。我們武裝抗日是為了打敗日本侵略者，為了無產階級解放事業，雖然是國共合作抗日，但國民黨始終是想消滅我們的武裝力量的，我們要求得生存，磨擦是一定會產生的。我當時與東南局負責人爭論說：我們現在之所以有磨擦，是國民黨欺侮我們力量太小，什麼事都還要向廖磊請求，如果我們的武裝發展到10萬人，那時國民黨就不敢與我們鬧磨擦了，什麼事情還要反過來請求我們，不然他的省主席就當不成。
黨中央的指示是要我們向敵後大力發展，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擴大武裝，建立根據地。但東南局負責人卻要一切透過國民黨，向國民黨要委任狀，不執行中央向東發展的指示，硬要把已到蘇南的部隊調回皖南。當時國民黨為了割斷新四軍和八路軍的聯絡，命令我們皖東的第四支隊和豫皖蘇邊區彭雪楓的第六支隊調到江南去。廖磊還無理限制我們皖東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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