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務的。王震同志率領獨一師送七軍到贛州以西之沙地，我們從贛州以北過了贛江。
一次重大的失策“九。一八”事變以後，日帝國主義步步進逼，企圖變我國為殖民地。民族危機迫在眉睫，抗日救國已經成為當時全國人民群眾一致的要求。可是，賣國賊蔣介石卻悍然不顧民族存亡，繼續驅使其軍隊進攻我紅軍根據地。1933年1 月，我黨釋出了宣言，表示紅軍願意在3 個條件下與一切軍隊合作抗日。這個宣言，受到各階層廣大愛國群眾的熱烈響應，並且也影響了一部分國民黨的軍隊。當時，被蔣介石從上海抗日前線調來進攻紅軍的十九路軍，便是仇恨日本侵略者，反對蔣介石內戰政策，響應我黨抗日宣言的一支國民黨軍隊。
1933年春，我們粉碎了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以後，駐在福建的十九路軍的領導人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錯，先派陳公培，後又派秘書長徐名鴻與陳公培和紅軍談判。
和不和十九路軍談判？在黨內曾一度引起爭論。當時統治全黨的第三次“左”傾錯誤，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對當時國內形勢和階級關係的變化，更是毫無認識。正如我黨中央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的：“……特別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中國階級關係有了一個明顯的巨大的變化，但是當時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則不但不認識這個變化，反而把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有矛盾而在當時積極活動起來的中間派別斷定為所謂最危險的敵人。因而‘他們拒絕和十九路軍談判。’”
這種錯誤主張，遭到了一部分同志的反對。這些同志認為十九路軍本質上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的利益的，與帝國主義和代表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當權派存在著矛盾，因此，它有反共的一面，也有對日仇恨、對蔣不滿的一面。現在日寇緊逼，而蔣介石卻把他們從抗日戰線上調來打內戰，並且從政治上、經濟上進行種種壓迫，因而他們的反蔣情緒就必然發展起來。在這種形勢下，被迫與我們合作，是完全可能的。而我們聯合十九路軍，不僅在政治上對全國人民、對國民黨軍隊會起到重大的影響，在與蔣介石的軍事鬥爭上，也會產生直接的對我有利的作用。經過一番爭論，“左”傾錯誤的領導乃不得不同意和十九路軍進行談判。
中央派我（軍事方面的代表）和方方同志（福建省委的代表）等來到河州。談判的主要內容是訂立抗日反蔣協定及劃定邊界問題。經過十多天的磋商，把南北各線邊界劃定，作出了抗日反蔣的文字協定，並決定雙方互派代表。
“左”傾路線領導在軍事上同樣採取了錯誤的措施，我們談判期間，東方軍仍在北線與十九路軍打了好幾仗。我們雖然把談判的結果通知了北線我軍，告他們在前線與十九路軍聯絡，可是卻沒有能改變“左”傾路線的這種錯誤的行動。
這年9 月，蔣介石開始了對我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相隔不到兩個月，十九路軍將領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勢力，在福州宣佈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正式舉起了抗日反蔣的旗幟。這時，蔣介石立即調“圍剿”軍一部向東去打十九路軍。
一天，黨中央總書記博古同志忽然找我去，告訴我十九路軍方面要求我方出兵配合作戰，並派一個軍事代表去。因為我是廣東人，大革命時期和十九路軍有些關係，中央決定派我立即去福州擔任軍事代表。博古同志特地指示我：此行的目的是設法爭取點隊伍過來。可是，關於如何利用這個有利時機推動革命形勢發展，如何出兵配合作戰，支援他們反蔣抗日，克服其軟弱動搖等等問題，他卻一字未提。
我思之再三，對於中央所採取的方針，始終不敢苟同，也覺得此去工作甚是為難，作為一個軍事代表，就要決定問題，可是在這個錯誤方針下，我又怎能決定問題呢？因此，我便建議此去不叫軍事代表，而只以軍事聯絡員的名義進行工作，有什麼問題，請示中央，這樣可以取得轉寰的餘地。博古同意了我的建議。
由於福建方面敦促甚急，我接受任務後，帶了一個機要員和密碼本，很快就出發了。
輾轉來到福州，福建政府主席李濟深立即接見了我。寒暄一番以後，他劈口就問我：“你們部隊究竟什麼時候出動？”
我早就估計到他們會提出這個問題，便答覆道：“三軍團已經出動了，現在到了那裡，還不知道，我可以打電報去問。但是，還希望你們能把前方的情況隨時通知我。”
李濟深的臉色陰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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