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單一專利權的私人收益和社會成本是一個古老的問題，一個病患權益保護組織、製藥企業、國會和法院早有辦法對付的問題。我無意插手這一辯論。如今，我們面臨的是一種截然不同的陌生問題：隨著知識的積累，生物醫學創新逐漸邁入一個全新的階段；為了創造出有用的產品，我們越來越需要擁有多方面的資訊輸入。
艾森伯格和我首先提出生物醫學反公地悲劇概念的10年之後，實證研究對我們的理論仍舊拿不出決定性證據。這不足為奇。困局難以量化的部分原因在於，它得檢驗與事實相悖的情況：倘若人們能更便利地開展合作，我們能擁有哪些治療方法呢？
調查研究很難回答這個問題。不少研究科學家對困局並不太擔心。如果你在1915年去調查飛行員對商業航空困局的看法，他們同樣摸不著頭腦。專利妨礙了旅客搭乘飛機旅行嗎？飛行員們會回答說，沒這回事，民用航空還根本沒影兒呢。要是專利交換授權更方便，會出現大型高速貨運飛機的市場嗎？他們會說，不可能，誰會想空運貨物呀。既然指望飛行員判斷商業航空的未來前途不切實際，我們也沒有理由指望科學家能敏銳地觀察出類似反公有資源這種系統化的無形威脅。大型製藥企業所處的位置更方便觀察困局，可它們正在跟基因生產企業展開激戰，專利太多威脅創新這種事情還是閉口不談為妙。
最關鍵的一點是，藥品發明顯現出來的結構，與舊式專利法及競爭政策產生了越來越多的衝突。困局的風險，至少應該促使人們思考如何開展更有效的實證研究。藥品發明管道的枯竭，也應當刺激大型製藥企業放棄不惜一切代價捍衛現有專利制度的立場。達成交易的空間一
